1967年初，南京的造反派们是在周恩来的反复敦促下实施夺权的。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周恩来一直努力抵制“中央文革”的激进主张。然而他的行动其实并不难理解。南京的地方政权已经垮台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变得一团糟。在毛泽东肯定上海夺权之后，重建秩序的唯一途径便是诱导造反派联合“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实施夺权，而后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周的介入是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并达成预期的结果。
周恩来于1月中旬主动联系葛忠龙。葛是“南大八·二七”的发起人之一。几个星期前，他前往北京状告南京地方当局，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1月16日，周的一位秘书打电话给葛，告诉他南京造反派应该尽快提交一份夺权方案。葛立即向其他造反派头头传达了这个信息，同时也向高啸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做了通报。高啸平是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梁、杜、吴是南京军区干部，曾任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于1966年秋表态支持学生造反派。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驻南京的“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也接到葛的通报。邢文举随后起草了一份夺权方案。1月21日，周的秘书再次致电葛忠龙，敦促造反派们加快行动步伐。
周恩来还在1月中旬打电话给“八·二七”的另一个头头曾邦元，询问他对上海夺权事件的看法。曾回答说：“我们支持中央的决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周随后问曾，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准备夺权。在得到否定答复后，周问：“那你们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定呢？”曾回答说，造反派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江苏。停顿了一会后，周在电话那头解释道：所谓夺权，并不是真地要造反派们接管政府，而是要他们监督那些在任的官员做好工作。曾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夺权。”周随后指示曾邦元与南京军区取得联系，尽快提交一个夺权方案。周还于1月23日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表扬他和南京军区“帮助揭开了江苏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要他们考虑一下夺权问题。
周恩来的上述举动与1月22日《人民日报》相互呼应——该报当天在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号召所有“无产阶级造反派”奋起夺权。
22日下午，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头头。周在讲话中强调，（一）各地的夺权必须以造反派的大联合为基础；（二）各政府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应该在夺权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上的造反派予以协助；（三）各级政府官员在夺权期间应该坚守岗位、继续履行其日常工作职责，并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在周恩来和《人民日报》的激励下，南京的造反派开始行动。1月22、23和24日，造反派头头们开会商议夺权事宜。《解放军报》记者、“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出席了这些会议，并起草了一个“夺权委员会”名单。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也出席会议表示支持。会议期间，以文凤来为首的“夺权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些会议种下了造反派不和的种子。若干重要组织的代表指责会议“缺乏民主”，反对“夺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宣布退出会议。结果，“南大八·二七”的头头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曾邦元——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夺权议程继续推进，但造反派队伍现在分裂为两派：一派参加了夺权行动，而另一派则没有。
1月25日午夜后不久，“夺权委员会”派出一万多名造反派成员分赴省市委下属的各个机构夺权。南京军区事先得到通知，届时宣布实施宵禁，以确保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不受阻碍。其实当地党政机构早已瘫痪，根本无法组织任何抵抗。所谓“夺权”行动虎头蛇尾，不过是在政治上走个过场。
“夺权委员会”事先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报告了夺权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批准。然而造反派阵营的分裂违反了周恩来关于夺权的首要原则——造反派的大联合。参与夺权的造反派们在南大召开会议庆祝他们的胜利。中途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指示与会者们暂缓对外宣布夺权。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还是公开宣布了夺权的消息。随后张建山代表“夺权委员会”致电总理办公室说明情况，试图争取他的支持。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受到北京电话指示的鼓舞，冲进《新华日报》社阻止该报发布夺权消息。1月28日凌晨，周恩来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由于造反派们意见分歧，中央准备召集各有关方面代表赴北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谈组建过渡权力机构事宜。尽管如此，夺权派们还是在1月28日《新华日报》上发布了夺权消息，并于1月30日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庆贺夺权成功的群众大会。南京军区派出4000名指战员参加大会，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会上发言支持夺权，会后还在市区举行了军民联合武装大游行。
周恩来首鼠两端——先是策动夺权，而后又拒绝赋予其合法性——似乎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夺权前夕造反派阵营的分裂。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缺乏一位中央了解并信任的高级官员去领导新的权力机构。南京造反派领袖文凤来不过是一名普通党员、退伍转业军人和大学讲师。“夺权委员会”核心成员中没有一位高级党政干部或军队将领。周恩来策动夺权的目的在于重建秩序，而现在的情况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周的后续干预显示，他当时最关心的是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人选。
艰难的北京谈判
周恩来指示南京军区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北京。他强调这个代表团必须包含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造反派代表、原省委领导干部代表和南京军区的代表。杜方平大校受命组建代表团，并担任军方代表。原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包厚昌被选为“革命干部”代表。文凤来和其他几位来自高校、工厂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夺权派”代表。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希望由曾邦元代表他们，但是遭到夺权派的激烈反对。最终，南京大学生物系调干生、“八·二七”二号人物袁服武和来自其他高校的两位造反派头头当选“反对派”代表。周恩来事先审阅了代表团名单，下令在名单中增加原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
江苏代表团于2月7日抵达北京，那些赞成夺权的代表团成员对获得中央的支持信心十足。然而他们的信心很快便发生动摇。代表团住进宾馆的当晚，便有一位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干部的人造访。他说他要护送李士英去见“一位中央高级首长”。他拒绝回答为什么中央首长要单独接见李士英，他要去见哪一位中央首长，也拒绝了其他人陪同李士英一起去见那位“中央首长”的请求。结果代表团没让他带走李士英。
第二天，周恩来和谭震林召见江苏代表团。造反派们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深感意外。周恩来一上来便拿出最新一期《红旗》杂志，指着上面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说道：
你们夺权我们已经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1949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士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给不给中央权力呢？
造反派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央谋求在各地夺权问题上的绝对权威。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转呈了谭震林、陈毅等人联名起草的一份请示报告，建议将十多个省的省委领导人——包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召到北京加以保护。2月8日，南京军区派人前往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将被造反派关押在那里的江渭清解救出来，并用专机送往北京。江渭清在北京接受了体检，又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被安顿在京西宾馆休息。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与江苏代表团内的不同群体举行会谈，促使他们达成共识。周和谭的意图很快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他们希望江渭清成为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2月9日，谭震林单独召集旧省委干部和杜方平开会。他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江苏省委的政治错误，同时强调江渭清是近年来敢于质疑刘少奇“桃园经验”的少数几个省委书记之一。他随后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新权力机构的组阁方案。
周恩来在与造反派头头的一次私下接触中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告诉他们，《红旗》杂志即将发表一篇正确处理干部问题的新社论。在解释该社论的内容时，周说：“我们必须正确对待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老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对我们的夺权斗争有利，因为这些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周还告诉造反派：江渭清同志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革命”，对党忠诚，所以中央打算让他领导新的革命委员会。
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尽管代表团中的那些旧省委干部立即同意周、谭的提议，其他很多人却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文凤来和杜方平对周、谭的提议深感困惑和不安。据史料记载，文凤来在一次会议上与谭震林发生争执，强调江渭清的错误非常严重。杜方平不敢直接顶撞周恩来和谭震林，但他内心不满、试图拖延。当周恩来催促他表态时，杜方平推托说需要先向南京军区首长请示。周恩来立即反问道：“我现在代表中央处理江苏问题，你认为南京军区领导敢反对中央吗？”
最终，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迫于中央的压力同意了这个提案。周恩来和谭震林于是安排江渭清的秘书班子进京，替他起草未来在群众大会上站队亮相的自我批判发言。至此，一个由原省委领导干部、军队“支左”干部和愿意合作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新的江苏地方权力机构可谓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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