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身为国舅的董承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永远都无法挽回了。想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天子的汉献帝已经是名存实亡。面对曹操肆意欺凌，献帝羞愤难当，但碍于曹操势大，爪牙遍布朝野，献帝只好密书“衣带诏”，并将其交付于国舅董承，让董承暗中联络反曹之士，勤王护驾，诛杀国贼。
面对献帝的一再叮嘱，董承自然不敢大意。因为刘备、马腾早已离开京城，董承只能与王子服、吉平等人商议。计议良久，最后决定以为曹操看头疼病为名，用毒药将曹操杀死。按说，像这样的一件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和个人身家生死的机密大事，董承应该是极其秘密的。至少，在没有正式实施计划之前，所有的言行都要小心翼翼的。但不巧的是，隔墙有耳，几人密谋诛杀曹操的谈话，竟然被董承的家奴秦庆童听到了。
然后家奴告密，董承等千余人尽皆杀戮，连董贵妃也未幸免于难。
董承这个人，很不够意思。曹操待他不薄，把自己的车骑将军的位置让给了他，他也不过是献帝的一个侧室一一董贵人的父亲而已(四年前在洛阳主持那邀请曹操来迎驾的计划的，可能不是他，而是董昭)。
董承并非如裴松之所说，为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儿。他可能是董卓的三族之外的同姓晚辈，曾经做过董卓女婿牛辅下面的军官。不过，董卓死后，在李傕、郭汜胡闹的几年，他确是忠心维护了献帝。兴平二年七月，献帝从长安出发，向东边走，董承是随驾的将军之一。官衔为“安集将军”。中途，李傕、郭汜又捣起乱来；董承与杨奉商量，从山西请来韩暹与大批的白波徒众，才把献帝的性命保住。曹操在建安元年八月到达洛阳之时，董承已经是“卫将军”。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
曹操在八月辛亥日，以镇东将军、兖州牧的身份，兼“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取得了支配中央政府的大权，便捕杀了一位姓台名崇的侍中、姓冯名硕的尚书与献帝身边其他的几个中下级官吏，立威。同时，却封了董承、伏完等十三个人为“列侯”。列侯是不带地名的侯爵。建安四年三月，曹操升董承的官，由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董承的女儿，在宫中是得宠的贵人罢。
当时，大将军的官位曹操已经让给了袁绍。这车骑将军，曹操又送给了董承。袁绍在外，而董承在内，曹操虽则实权极大，而军界的名位倒颇逊于这二人，甚至连刘备的左将军也不如。曹操自从建安元年十一月以来，只不过是“行车骑将军事”而已。
董承倘若在建安四年就已经看出曹操不能始终忠于汉室，或是对曹操在徐州的残忍作风深恶痛绝，而纯粹为了公义要除掉曹操，这是他的自由。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第一，自己先要站得稳；第二，应该算算自己的力量，有没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制胜把握。
说这时候曹操已经是奸臣，未免太早。至少，曹操的奸臣面目尚未暴露。董承自己呢，以堂堂车骑将军之尊，而作这鬼鬼祟祟的、阴谋夺权的事，太不光明。至于力量，京城许县附近能对曹操反抗的兵，仅有一名校尉的部队，至多是几千人而已，能解决曹操的几十万人么？
这位校尉是种辑。《后汉书.献帝纪》说他是“越骑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他是“长水校尉”。
另一位同谋者。偏将军王服，即使有兵，也不会甚多。这王服，《先主传》写作“王子服”，似乎可能是“皇子服”，有待详考。
《献帝起居注》这本书上说，董承向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犹是也。”这“子楚”是秦国昭襄王的孙儿、孝文王的儿子，其后被吕不韦支援，回到秦国取得王位，成为历史上的庄襄王。董承拿子楚的故事来说服“王子服”，以秦国的子楚来与王子服相比，很像是要推翻曹操，废掉献帝，另立“王子服”的意思。是否这“王子服”是桓帝或灵帝的一个儿子“皇子服”；或是某一位有王爵的宗室的儿子“王子服”。
《三国志》称他为“王子服”，《后汉书》改称他为“王服”，《资治通鉴》也只称他为“王服”。可见范晔与司马光均不曾把《献帝起居注》之中董承对王子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来推敲。
另一个问题：董承与刘备等人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被曹操发觉？是在刘备解决了徐州刺史车胄以前?还是在以后？
《三国志》魏的部分，把刘备杀了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三国志》蜀的部分，与此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之中，采取了《魏志》的说法，明言“蜀志误也”。《考异》引用袁宏的《后汉纪》为据，说《后汉纪》的说法与《魏志》相同。
《三国志》的三个部分，陈寿自己称它们为“魏书”、“蜀书”、“吴书”，后人却每每改称它们为“魏志”、“蜀志”、“吴志”。贤者如司马光，亦未能“免俗”。司马光及其助手，也把袁宏的《后汉纪》称为“汉纪”。综合网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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