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举世震惊。金日成在震惊之余，颇为恐慌，他不晓得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瞠目注视，看毛如何演下去。突然红卫兵起来了，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金一听，我的国家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大碑也被砸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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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毛泽东无耻，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有甚者，在鸭绿江上展开“驱水战”，北韩士兵在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为中国一方造成水灾。中国人也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在中国一方，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叫骂，官方传媒始终沉默不语，但是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大有时刻爆发骂战之势。
后来金日成看到，文革乱局，毛完全能够控制，“走资派”已被彻底整垮，毛依然稳坐中南海，于是专程访华，当面向毛道歉，承认做错，并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毛也对金说，友谊是主要的，误会是次要的。于是两国又“言归于好”。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由明显倾向中国转为明显倾向苏联，中朝关系曾一度疏远，甚至处于紧张状态。
在这之前，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中国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23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固守“零和”游戏思维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只能在中苏之间进行选择。在1966年下半年～1968年之间，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影射中国，而中国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朝鲜领导人。1967年2月，北京出现了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门徒”的大字报，激起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应。在这种气氛之下，中朝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
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的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签订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1967～1969年，在中国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这些报道主要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以及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但在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武装间谍船入侵朝鲜领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行为进行谴责，并对朝鲜的自卫立场表示支持。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行动。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要珍惜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朝鲜后来也持中立态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有人形象地将1965～1969年间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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