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进行兵力配置时，有两点疏忽：一是将战斗力最强的第一、第三军团都编在右路军，实际上保留了红一方面军的完整建制
1935年7月28日，红军抵达毛儿盖。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决不进兵。
张国焘终于同意大军开拔了，但是从松潘北上的良机已经错过了。
7月至8月，松潘守敌不多，胡宗南所部27个团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如果红军突击松潘，可以一举打通进军甘肃南部的通道。8月初，胡宗南部大军云集，完善了松潘防线，红军被迫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绕道通过人称“死亡之海”的草地，向北突击转进。
在讨论具体方案时，徐向前和陈昌浩提出了前后部方案，即主张部队集中为一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位于战役的前方，执行战役任务，以红一方面军为预备队，跟随前进。这个方案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做到步调一致。
张国焘不赞同这个方案，提出兵分两路的方案，他考虑的出发点是为了分路筹粮，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供给困难。
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方案。8月3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夏洮战役计划》，规定兵分左、右两路，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等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制墨洼，然后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等组成，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由阿坝前进，彭德怀率第三军全部及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随右路军前进。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文件，长久地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文献，它为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脱险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左、右两路军的编组，贯穿着混编和分摊的原则，红一方面军四个军团（军）中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团在左路军，红一、红三军团在右路军，考虑到左路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团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军，所以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有三个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分到左路军，剩下的两个军（第四、第三十军）分到了右路军。
张国焘在进行兵力配置时，有两点疏忽：一是将战斗力最强的第一、第三军团都编在右路军，实际上保留了红一方面军的完整建制；二是让中央政治局和中革机关随右路军前进，实际上给予了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直接领导军队，特别是就近指挥红一方面军单独行动的条件。这一条件对于一个月以后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至关重要。
如果在兵力编组时，将号称中央红军车之两轮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别配置于左路军、右路军，则红一方面军任何一部都没有力量采取单独行动；如果中央机关在左路军，与张国焘同行，则他们受到的掣肘更为严密。右路军中，虽然是前敌指挥部掌握着军队的行动权，但徐向前对中央始终保持忠诚和服从，陈昌浩虽然脾气火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追随张国焘，但是他并没有主动地发起过挑衅，对中央领导人比较尊重。后来在右路军行动期间，他对中央没有采取防范和戒备的措施。
精明的张国焘始终对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和红一方面军保留戒备，为什么会留下这样大的疏漏？
原因非常简单。在他设计的夏洮战役中，左路军是主攻方向，始终处于行进队伍的前列；右路军从战役任务上讲，起配合作用，从行动路线上讲，走的是迂回路线，而且如果北进班佑、巴西不顺，还要改经阿坝，沿着左路军的路线前进。因此，在他看来，右路军也好，红一方面军也好，都在其掌握之中。
使慎密的部署变成天大的漏洞，是来自另外一个偶然因素。触发这个偶然因素的原因是张国焘和左路军的拖延。
沙窝会议后，在红四方面军三巨头碰面时，仨人神情各异。
张国焘不说话，脸色阴沉。一方面，沙窝会议并没有完全实现他改组中央的目的；另一方面，经过连续两轮索取军权和党权的斗争，他摸清了中央的底线，底气大增。
陈昌浩话很多，埋怨：“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
徐向前感到烦燥：“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怎么样？”
负责后勤供给的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正副部长郑义斋、吴先恩愁得不行，找徐向前叫苦：“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周围荒无人烟，根本无粮可筹，再不走部队和中央机关要断粮了。”
“你们催我，我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得等开拔的命令。”徐向前一筹莫展。
听郑义斋说周恩来病得下不了床，徐向前带了几斤牛肉去看他。这在当时是头等补养品。
探望时，周恩来谈起政治局的争论。
徐向前坦率地说：“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目前情况十分困难，要命第一，要赶快走。”
《夏洮战役计划》下达后，右路军行动迅捷。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总政委的名义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以第三十军第二六五团和第二六四团为先遣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右路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行军途中交叉掩护向北挺进；岷江两岸牵制部队殿后，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靠拢，衔尾跟行。
与右路军的神速相比，左路方向迟迟不见动静。
指挥左路军的是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朱德每天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迅速部署、着手各项准备，但张国焘充耳不闻。
朱德劝说无效，以为自己嘴笨，找口才好的王稼祥来做工作。当时担任王稼祥警卫的邱仁华回忆：
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与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3点多钟。他们在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地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
督促开拔的不仅有中央领导人，负责殿后并收容伤病员的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王宏坤也一日三次电摧前进。总参谋长刘伯承拿着电报找张国焘：“后面有7000多名伤病员情况很不妙。王宏坤来电说，如果再不前进，这些伤病员可能会都死光，要求加快进军。”
张国焘说：“就他事多！”
在中央催促和部下敦促下，张国焘同意北上了，但又在北进路线上固执已见，打起了嘴仗。
8月15日，中共中央比较左、右路军行军路线后，决定改变夏洮战役中关于左路军经阿坝北上的路线，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
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在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紧靠右路，速齐并进。合兵一处、击破当前之敌，这原本就是徐、陈的观点。
8月19日，张国焘连续发来两份电报，认为阿坝仍需攻取，理由有三条：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可作后方根据地。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此前中央政治局对常委进行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问题。会议由毛泽东作主题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
会上，两个人的发言，令毛泽东非常欣慰。
一个是新任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他态度非常坚决：“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务之急是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另一个是总指挥徐向前。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钧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昌浩和向前同志的发言很好，目前的行动就是要体现快速北进、坚决向东的原则。”毛泽东十分高兴。
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即是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将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做好左路军万一赶不到也要以右路军打开北进道路。
历史就这样以偶然的形式，完成了一次必然的乾坤大挪移，原计划中作为战略预备队、行进在左路后面的右路，不仅成为突击主力，而且成为开辟道路的先锋部队。同时，由于右路军保存了红一方面军的编制、中央机关随军行动、前敌总指挥部对中央采取尊重的态度，也为特殊情况下的单独行动创造了条件。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它由张国焘开启而由毛泽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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