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也是唯一由张国焘一步步扶起的。长征途中。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愤然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从此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伟大友谊。
徐向前对毛泽东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在他一生中，始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对徐向前的人品极为赞赏，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十分推崇，数次赞扬。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徐向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林彪败逃后，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无比兴奋。但是，张国焘见中央红军的数量不及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于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先是以种种借口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又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后来，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同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张国焘，使之同意红军北上了。8月初，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此时已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夏河流域后，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将来向东大发展时，后方应转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讨论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显然十分高兴。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会后，右路军作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踏上了征服大草地的艰难途程。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四军和三十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四军和三十军通过了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也抵巴西；红三军团仍在行进途中。巴西、班佑地区有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右路军来说，简直是到了另一个天地。
距离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战略要地，由胡宗南的一个师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鉴于红三军团还未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毛泽东提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承担。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对上、下包座发起攻击，一举歼灭胡宗南的一个师，俘敌800余人，毙伤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缴获粮食、牦牛、马匹甚多。这是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漂亮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高兴，对徐向前大加赞扬。在毛泽东心目中，徐向前不愧是一位出奇制胜的战将。
北进通路打开了。这时，张国焘却带左路军迟迟不动，并借口地理、气候、粮食等条件困难，以种种理由推迟过草地的行动，妄图改变北进方针。
毛泽东把徐向前和陈昌浩请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毛泽东问徐向前：“你说说怎么办好？”徐向前再次表示支持北上的意见，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迎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就这么办。”当即，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同时，徐向前给右路军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发出命令，要他们准备粮食，待命出发，去接迎左路军。
哪里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决心已定。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和徐向前反复劝告，要他率领左路军北进，但他仍执迷不悟。
9月8日，张国焘发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先看到电报的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于是，陈昌浩赶到毛泽东驻地，讲了张国焘的电报精神。当晚，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住处开会，参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上，毛泽东念了会前拟好的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于是，中央即以参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北上。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处。在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又连电催促徐、陈南下之时，他已知陈昌浩的态度，现在他要亲自看看徐向前的态度。
毛泽东比较着急，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和徐站着谈话。毛泽东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不愿意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不想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但如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徐向前当着毛泽东的面，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再没有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
当天24时，张国焘电复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挨了一顿批评。于是，党中央当即决定，单独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说：“第二天（9日）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北上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其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接电话的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在这严峻关头，徐向前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说完，他又马上补充了一句：“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信任。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精神，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灾难，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事后，徐向前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北上后，越走越远，徐向前夜不成眠。他想到党和红军的前途，想到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相会和友情，不禁暗暗哭了一场。
9日晚上毛泽东来找他，他没有明确表示跟党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到了晚年，他还认为“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对于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心。他后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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