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着”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1974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本博客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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