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郭玉峰在一次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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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总司令。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远、陈野苹、张策、杨士杰这样的老革命，这位“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是不是稍作宽让、给条出路呢?不，也一样，也一直不给他们“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连中组部办公大楼都不能迈进一步。“文革”前的中组部老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一位纤柔瘦弱的女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劳动，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沅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这时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出面答复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
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被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为，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围绕着中组部推选党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动，再加以原巡视员张志杰的紧张联系，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遂以袁任远、张策、杨士杰等同志为核心，纷纷用大字报向郭玉峰展开了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然而上面似乎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他继续稳坐钓鱼台。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报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还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多少页；接着这位老同志自己说：“我们虽然备受摧残，但幸运的是头脑还都正常，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个什么人!”
还有一张大字报在历数郭玉峰许多乱党纲常的事实之后，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许多老同志的大字报几乎同声厉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强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他们不愿再白吃人民的小米。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甚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他的妻子到院子里转了转，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对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分配工作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只是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责难，才未能如愿。甚至于，汪东兴也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
如果郭玉峰的这种委屈确有某种根据，那么“全国最强的”也仅仅是康生们眼中的“强”，在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广大干部方面，也还是碰到“硬胡桃”就软了下来的。
接着，大院里就有些似乎自愿为郭玉峰解围的人，以整洁院落为借口，用水龙头洗刷墙上的大字报。可是，老干部们又在后面跟着贴……作者：戴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