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当时本文作者于光远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 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