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刘少奇最后的亲密照（组图）

江青在“文革”中第一个打倒目标是刘少奇，但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见到刘少奇仍满脸堆笑握手，表现得很亲密！

这张照片是1966年10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天安门城楼上拍的，此时已经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的刘少奇自知接班人的地位完全被否决，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岌岌可危。而在文革中异军突起又有无可比拟政治背景的江青仍与刘少奇谈笑风生，并主动到刘少奇面前握手，而且落落大方，似问候似安慰，显得颇有胸怀。

而刘少奇一脸微笑着领情，对这位权力直线飙升的女人似乎有一丝谢意。

这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刘少奇和家人

　　是的，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0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7人领导小组和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狠毒。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他们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的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的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