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高压下，那些曾为彭德怀报不平的人基本都挨了评，而更多觉得彭德怀委屈的将帅们更多只能选择了沉默，然而，有一个人却例外，他不仅为彭德怀鸣不平，还公开在怀仁堂贴了支持大字报——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国少将刘苏参加批判彭德怀的扩大会议。他写了一张替彭德怀鸣不平、反对整彭德怀的大字报，题为《敬告反彭总的人们》，贴到怀仁堂。他在讨论会上为彭德怀辩解，第三天就被免去训练部副部长职务。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斗一周，回到家仰天大笑，不省人事。
1962年，刘苏降职为师级，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2所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六院风洞建设指挥部和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指挥部副主任。曾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两年。
“文革”期间，刘苏被关押五年，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他曾吞食玻璃碴自杀，后又撞汽车自杀，被司机认出刹住了车。
那这位不惜被打倒也要为彭德怀鸣不平的刘苏与彭德怀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刘苏是山西应县龙泉村人，1950年10月27日出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属军66军参谋长，参加并指挥了一至四次战役。1951年4月10日66军回国休整后，调任67军参谋长，直至1954年9月29日（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回国，经历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是雁北地区赴朝作战时间最长，级别最高的指挥员。
抗美援朝是一场贫弱国对抗世界头号强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在选派入朝部队最高指挥的问题上，毛主席很费了一番周折，他首先想到了粟裕，继而是林彪。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所以只能从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将领对付美械装备国民党军的战况中，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
从指挥部队的数量上看，1948年9月辽沈战役时，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毛主席首先选择粟裕，除考虑上述因素外，更主要的还是考虑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表现更为独特一些，因为他“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但是后来，因为二人都有病，便选择了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
在炮兵、空军、工程、后勤与兵团以及军、师、团指挥员的配置上，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同样煞费了苦心。
第66军是志愿军直属军，前身是华北军区第一纵队。该纵队是以少数红军为骨干，分别由1937年、1938年、1939年晋冀地区的30余支抗日游击队组成的。有参加平江起义，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红5军团与第13团的部分红军战士，有120师359旅雁北支队的部分战士。这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活跃在太行山中部和北部。
刘苏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先后担任过察绥支队支队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冀晋第五军区副司令。1948年刘苏离开雁北，先后担任过晋察冀一纵队二旅副旅长、一纵队副参谋长，一纵改编为66军后，他成为军参谋长。
刘苏是地方部队指挥员，进入正规部队战斗序列的时间短，缺乏大兵团、现代化作战的实践，把他安排在直属军参谋长的位置上，直接指挥运筹部队，体现了我军对地方部队的信任和重视。
雁北支队是雁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地方抗日武装，以晋东北恒山山脉、内外长城为依托，与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6团一道，战斗在灵丘、繁峙、浑源、代县、应县、山阴、怀仁、大同、阳高与兴和等县。
这支部队有效地保障了雁北人民的生命财产，被群众称作“看家佛”，刘苏也被誉为“铁军司令”。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封锁最为猖厥的1942年，晋察冀边区决定建立恒山山系秘密交通线，以加强边区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这条交通线从灵丘下关开始，经独峪、冉庄、平型关进入恒山，沿长城线，进入晋西北，全长200多公里，晋察冀军区6团和雁北支队担负着保卫恒山交通线畅通的任务。
1943年夏季到秋季，先后有5批干部、学校、部队和边区党政军领导安全通过恒山交通线，前往延安。其中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还有些领导同志是从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达7000多人。
作为地方武装，在补给和武器配备上不能与正规部队相比，还得经常为正规部队输送武器和兵员。他们的环境异常险恶，遭遇的战斗也格外惨烈。比如1940年8月21日，刘苏率领56名干部战士从第五军区所在地狼牙沟出发到应县，在灵丘白崖台、老爷庙一带遇到大队敌人袭击， 28名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这是一支经过抗日与解放战争拼杀的队伍，是一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起来的部队。
因此，由30余支抗日游击队组成的志愿军66军，被列为首批入朝部队，而且属志愿军直属军战斗序列。
第66军辖196、197、198三个师。在第一次战役中，美24师一部在飞机掩护向黎邱洞、黎下里一线198师一部阵地发起攻击。英27旅在坦克掩护下向纱帽岩196师阵地展开进攻。198师一部在白云洞阵地打退美24师五次冲锋。197师在中场里毙伤敌20余人，击毁敌汽车四辆。
196师冒雨急行军往宣州、定州堵截英27旅，但当进至宣州时，27旅已逃。66军因斩获甚微，受到彭总批评。
1950年11月17日，军党委在青下里召开扩大会议，刘苏作了发言，分析了失误原因：仓促入朝，身处异国，地理生疏，装备落后，供应困难。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部分指战员怕死，怕苦，怕飞机，怕坦克，怕大炮。个别干部离前沿太远，判断敌情不准确，执行命令不坚决，使用兵力不当，迂回穿插不力，行动缓慢，以致失去战机。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打响，197、198师经过六天激战，共毙伤俘敌1373人。12月下旬，军党委在破邑召开扩大会议，刘苏批评了591团的平推战术，是不了解敌人机械化部队机动快，火力强的特点，死打硬拼，丢掉了我军传统的战法。
通过总结经验，刘苏要求各部队一定要构筑好隐蔽、坚固的工事，把白天丢失的阵地在夜晚夺回来。在第三四次战役中，第66军共毙伤俘敌15329人，缴获各种炮163门，枪3781支，坦克212辆。
66军1951年4月10日回国休整后，5月，刘苏二次入朝，担任67军参谋长。8月9日部队向金城开进，这年朝鲜暴发了特大洪涝灾害，风雨昼夜不停，山洪滚滚，江河泛滥。道路和桥梁大多被冲毁，部队经常绕道爬山，蹚水过河。在敌人的空中封锁下，粮食和弹药的供应非常紧缺。刘苏要求每个指战员自带大米30斤，每夜行军40多公里，按时到达了目标。
他深入全军各个阵地细致观察，认为防御工事还是浅纵深的，无法抗击敌人的连续攻击。经过研究，决定构筑纵深为27公里的阵地。
针对敌人以大规模的坦克集团进行割裂我军阵地的作战，即“坦克劈入战”，刘苏制定措施，一是改造地形，建立反坦克阵地，组织反坦克演练；二是在敌坦克楔入危险最大的地方，普遍埋设反坦克地雷。这些措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1年10月13日至25日美出动280多辆坦克向67军阵地发起攻击，每天发射炮弹5至10万发，出动飞机100至130架次，这是朝鲜战场美军出动坦克最多的一次。
67军把防空洞和设计掩体串联起来，在防空洞挖到一定深度时拐个弯儿，此举不仅可以减轻敌炮火冲击波的破坏力，更能有效地避免敌机的轰炸。这种“马地形坑道”经过改进，集疏散、隐蔽、防空、防毒、防炮、防雨为一体，而且便于观察和射击，组成了四层火网。67军的6个炮兵营（含5个反坦克连），各师、各团、各连队的反坦克队、反坦克小组，使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反坦克手雷，以及设置障碍，埋设地雷等多种办法，经过10昼夜激战，使敌人仅仅推进了6至9公里即被阻住，共杀伤敌人2.1万人，击毁敌坦克39辆。
我军采取步、炮、工兵密切协作，将火炮、反坦克出击和工程障碍相结合的作战方法，使敌人遭到重创，此后敌人再未敢使用坦克。
抗美援朝是一场无比凶险惨烈的大决战，它的最后胜利是上下一心，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结果。它证明了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具有抵抗世界上最强大敌人的能力。
刘苏将军出身于应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刘养贤是位典型农民，不问世事，只知道卖豆腐；母亲王四女家庭困苦，两个兄弟在旧社会一直给人当长工，没有成家。1964年刘苏被晋升为少将，但是他的穷人情结没有变，每逢走到农村，他都有揭开农民的缸、柜，看看他们是否吃得饱。
这位农民的儿子，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保卫我们苦难的祖国奉献了自己一生所有的才智和心力，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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