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造反派头目和“红卫兵”组织头目出版《江青文选》的行动,客观上分两步走:先由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率先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1968年1月,“中央文革”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批准了河北省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着“中央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组织大权,并能左右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大员的进退。
在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颇有一些具备敏锐“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们察觉到:以江青为实际头目的“中央文革”已掌握了任免地方官员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左右了全国的政局。
于是,这些组织纷纷向江青讨好。先是给江青戴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接着把江青在“文革”初期的讲话,编印进《中央首长讲话集》中,进而以“学习文件”的名义,大量印发江青的讲话,最终就是要出版《江青文选》。
各地造反派头目和“红卫兵”组织头目出版《江青文选》的行动,客观上分两步走:先由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率先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这本书中收入了江青的8篇讲话。8篇讲话中,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之外,还包括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接见安徽、河南、湖北来京代表和参加学习班的代表(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时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的出版,给全国各地造反派一个明确的信号。
之后,各地造反派掀起了一个所谓学习江青讲话的高潮。在此“高潮”中,有些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又开始着手出版《江青文选》。
他们尽可能地收集江青讲话,然后冠以《江青文选》的书名,在全国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发行。
当时,这些造反组织印发《江青文选》所收入的江青讲话,种类不同,排列次序不同,而且不同版本中,有些话语在文字上也互有出入,但整篇讲话的基本内容则大体相同。
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率先印发《江青文选》,出于一个基本的政治目的:就是为自己的造反行动,甚至打、砸、抢的行动找到理论根据和权威支持,同时,也以下促上,用各地印发《江青文选》的行动,向中共中央施压,要求正式出版《江青文选》。
但是,《江青文选》最终只限于在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中流传,并没有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
第一,1969年4月,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之后,“中央文革”不再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了。
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由政治局负责,毛泽东要结束文革初期混乱政治局面的意图,也十分明显。
第二,当时,在中共党内,除了出版过《毛泽东选集》外,其它任何高官的选集或者文集,都没有出版过。江青如若抢在其它高官之先出版《文选》,无论怎么说,也是太过分了。
第三,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之间就存在很大矛盾。每个造反派组织在攻击对方时,除了用毛泽东语录、林彪指示作武器外,还以江青讲话为武器。
江青的话,实际上成了引发造反组织冲突的导火索之一。而毛泽东则认为,在无产阶级组织内部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他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
中共九大之前,大联合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在此情况下,出版《江青文选》,显然不合时宜。(原文作者/蔡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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