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胡耀邦复出工作，担任中科院的领导人。对于这一段经历，胡耀邦曾回忆说，他在中科院主持的整顿工作是一次“百日维新”，要想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复出工作大力整顿中科院
“文革”开始不久，胡耀邦即被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
1975年初，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当时，中国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已是百孔千疮。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胆识和魄力的人，去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其时，胡耀邦正在由王洪文直接领导的读书班“学习”。叶剑英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的境遇，并举荐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邓小平经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7月17日，华国锋找胡耀邦谈话，宣布了中央的任命：胡耀邦主持中科院全面工作。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胡耀邦明确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他在各种场合，就原本是理所当然而当时被“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弄得异常混乱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并采取相应措施。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
提交《汇报提纲》惹出麻烦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没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是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 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
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不满。直到10月24日，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而这时，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两封信让“四人帮”借机发难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来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1975年8月间，刘冰同另外3名校党委负责干部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找邓小平转交。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了进去。邓小平又将信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逐渐发展成对“文革”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说：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
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
科学院帮派分子卷土重来
11月中旬，“四人帮”策划要清华大学党委向政治局作汇报，以借机闹一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参加，作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以及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毛泽东指定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的胡乔木、胡耀邦及刘冰等人参加。胡耀邦事先得到通知，要准备就科学院的整顿中的“错误”作检查。会上，“四人帮”一致对邓小平大肆攻击。第二天晚间继续开会，胡耀邦站起来大声说：“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他讲完后，王洪文没有吭声，会场上好久没有人说话。
高层的动向很快传到清华、北大，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开展对邓小平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 的批判。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停职反省。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120天。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摘编自《胡耀邦传（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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