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宣称自己崇拜撒切尔夫人的女大学生，在听了舒赛的故事后，抹着止不住的泪水，奋然疾书：‘今天我仿佛才懂得，那些给人间输送过光明与温暖的人，就是站在最缺少光明与温暖的地底深处采掘火种的人。’”
——摘自秦晓鹰《审判真理》（1988）
1937年初，芳龄二十的舒赛，忧于国难，弃教离家，赴武汉投身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她仰慕南丁格尔，考入湖北省“战地救护训练班”。（前排左一）
舒赛，女，1917年生，湖北江陵人。其父为辛亥革命首义功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祝甘亭。抗战爆发后，舒赛在武汉参加妇女战地工作团，1938年3月入应城汤池训练班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京安县委宣传部代部长、云梦和江陵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新四军第5师第3军分区卫生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处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长、中央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71年5月惨死山西狱中，终年54岁。
舒赛三岁能识字，五岁能对弈。童年喜爱翻墙爬树，常与男童打野仗，虽受伤流血，从不啼哭。父母膝下无子，常使她着男儿装，执长子礼。十岁入私塾，崇敬忠臣志士，憎恶奸臣贼子。家中所藏绣像小说中，凡奸臣图像，均被她一一挖去。
13岁那年，她插班考入当地中心小学。在家中，她常听父母说起“望子成龙”的故事，心中暗暗不服，“难道女儿就不能成龙？”遂自行在学校改名“祝成龙”。
小学毕业后，祝成龙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八中学。入学第二年，因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被勒令休学一年，她愤而弃学自修。
19岁时，她应聘于鄂中小学任教，常与进步学友来往。“九·一八”纪念日，她不顾校方的禁令，利用自己是值日教师的机会，召开了国耻纪念会，在会上她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事后，校方诬陷她“结交共党”，她毅然辞职。
1937年初，祝成龙说服母亲，只身来到武汉，参加“妇女战地工作团”。抗战爆发后，她考入湖北省护士学校，在那里，她遇到八中同学、地下党员陈钟万（郑重），在他的引导下，祝成龙在校内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年底，经陈钟万介绍，到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参加革命。1938年11月，在老河口秘密入党。此后，祝成龙更名为舒赛。
对于舒赛智斗日军过程,有下面一段故事:
千田初见舒赛
194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炮楼上的日军哨兵可以看到远处三湖湖面上银白色的波纹。这天，日军得到汉奸报告，称街上来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年轻女人，没有通行证，还到处打听(日军)警备队的情况。
千田少尉得报，即准备派几名士兵去将这个女子抓进据点审问，上等兵船头正治也在这几名日军之中。
正在此时，在镇上担任联络员的郭家顺匆匆赶来炮楼，要找“千田队长”。他报告说：“镇上来了一个女的，说想来炮楼拜访队长。我看她不像普通的女人，所以想让队长接见一下，您看如何?”
《常德作战》中写道，千田向郭家顺询问之后，感到来的不是一般的女人，不但是美人，而且举止典雅，似乎是个“高贵的妇人”。
千田很愿意和这个女的见一面，他对郭家顺说：“那就请她来见吧。”郭家顺当时有点发愣，他看到千田少尉的脸上出现了颇为愉快的表情。
在船头等士兵好奇地谈论的时候，不一会儿，下面的步哨忽然跑来报告：“有个女的来了，很漂亮啊。”楚网
“郭家顺介绍来的客人，就等在哨所的外面，23岁左右，年龄比想象的年轻，容貌也不可相信的清秀。她身穿三分袖的中国服装，两边开叉的裙装，在大陆的蓝天下，映衬着黄土大地，给人只有一种单纯的美丽的感觉。一般中国人的服装都是黑色、白色、蓝色，但这个姑娘穿的是粉色底，带花纹的外衣，那种摩登的感觉和典雅气质，只有都会的上流女性才会有。”千田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
千田心中感叹这真是一个“贵品的女子”，而后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露出前齿上的金牙。
舒赛被疑为间谍
千田问道：“看来您不像此地的人啊，是哪里的人呢?找我有事吗?请通报一下姓名。”
那女子回答说：“我叫祝玲瑛，今年23岁，务农人家出身，住在郝穴东边的熊家河。因为我丈夫去世，来这里找他的亲戚，却没能找到，队长可以协助否?”
双方对谈了几句，千田虽然也问了一些问题，但明显心不在焉，他叫士兵倒来果汁饮料，对“祝玲瑛”说：“走了很远的路，辛苦了，在这里吃顿便饭吧。在队上吃晚饭可好?”
“多谢，那就给您添麻烦了。”祝玲瑛很大方地喝了饮料，镇定自若地回答。
把祝玲瑛让进炮楼，士兵们议论纷纷，感叹她的美丽，但也不乏把话题谈到间谍和密侦上的。最终结论是“祝玲瑛”可能是某个大地主家出身的，受过很高教育的女性。
此时，警备队中负责反谍的仲须军曹和田中翻译官开始和“祝玲瑛”面谈，表面上是问她丈夫的亲戚的情况，实际上旁敲侧击，试图弄清她是否为中国谍报人员。
由于祝玲瑛对盘问对答如流，举止自然。最终，两名日军认定祝不是间谍，而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的成员，需要以礼相待”。两人据此向千田少尉作了汇报。
仲须和田中盘问祝玲瑛的事情，是船头谈到的。我在电话里问道：“他们当初究竟是怎样盘问的呢?”船头讲是仲须和田中先用日语商量，然后田中用中文发问，再把回答翻译成日语给仲须。
如果“祝玲瑛”真的是舒赛，那日军这个盘问注定不会成功。舒赛完全听得懂日语!
千田则回忆，他当时认为祝玲瑛十有八九是国民党军或者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因为她的这身服装在这里出现太不自然了，而且还打听日本警备队情况，这是不怕抓错的事情。
舒赛智斗千田
结果，这天最忙的是日军的炊事兵。《常德作战》描述，当时日军炊事班的士兵使出了浑身解数，烤肉，煎鸡蛋，烧鱼，莲藕制成天敷罗。虽然对司令部的军官来说，这样的饭菜也平常，但对前线的日军据点来说，这也是难得的美味，是迎接贵宾才会有的招待。
千田少尉很满意。
祝玲瑛和千田对坐为饮，仪态大方，谈吐风趣，这一席吃得宾主尽欢。千田对《常德作战》的作者森金千秋讲道：“这不是和艺妓或者粗俗的女人同席，这是和真正高贵的女性一起吃饭，就算是师团长，也不容易有这样相谈的机会吧。”
船头等日本兵十分好奇：“少尉怎么一直没有说把那女人留下的话呢?”
其实，这时候千田自己也承受着艰难的抉择。他深感这个祝玲瑛很有嫌疑，但是，他又不愿意逮捕这样一个风采令他折服的女子，而这种带有久违的“人间”感觉的聚会，又让他无法萌动邪念。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的决定。
一直到终席，千田始终没有提过让“祝玲瑛”留下的要求。饭后，祝玲瑛从椅子上站起来，很典雅地发言感谢千田的招待，这种端正的礼仪，让千田少尉感到很新鲜。“感谢您的好意招待，如今天色已晚，就此告辞了。”祝玲瑛最后说。
“辛苦您了，”千田略带不自然地回道，“让您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今天晚上请在郭先生夫妇家过夜吧，明天要上路回去的话，我去送行。”
千田心中认为，如果祝玲瑛是密侦，她一定急于逃走，不会在郭家过夜。他已经安排人监视，如果祝玲瑛逃走，就将其抓获。然而，一夜无事。船头等人只知道那名女子第二天离去了，但《常德作战》中描述了千田第二天和祝玲瑛的最后一次会面。
千田识破舒赛不点破
第二天，千田少尉来到郭家顺家中，这时，祝玲瑛也已经起床了，精神饱满，千田形容她“丽若朝霞”。
他心中想到：“原来，你是新四军的人啊。”
千田少尉曾经参加过日军的反谍训练，他不是像普通士兵那样好欺骗的。他认定祝玲瑛属于新四军的理由是，祝玲瑛的状态，显示她昨夜确实睡得很好。说明祝习惯于经常改变住处。当时中国普通人很少旅行，中国正规军(国民党军)除了定期的移动外，也很少改变地方，是打阵地战的。在附近经常不断行军，改变住处的，只有新四军!
所以，祝玲瑛肯定是新四军的谍报人员。
《常德作战》中写道，当时新四军尚未进攻资福寺据点，对日军阵地的构造和人员构成进行侦查，以便日后进攻却是可以想象的事情，绝非杞人忧天。为了这些对敌方有重大价值的情报，以生命为代价潜入侦察的祝玲瑛的勇气和聪慧，让人不能不感到钦佩之至。
然而，千田却并没有点破这一点。
“祝女士，祝你前途平安，运气好。”最后干杯的时候，千田少尉意味深长地说。“谢谢。”祝玲瑛宛然一笑。
千田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点破祝玲瑛的身份，是因为他觉得用逮捕这样一个令他心仪的女性来换取功绩，是卑劣的行为。对于放祝玲瑛离开的理由，他自欺欺人地表示：她并没有对警备队或者对军队的作战产生任何危害。
祝玲瑛飘然而去。给她送行的郭夫人回来后，找到千田，说祝玲瑛让她转达“对宽厚的千田先生的感谢”。
千田觉得很欣慰，因为他觉得祝玲瑛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已经看破了她的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船头在战后见到千田的时候，听他讲了为何会放走祝玲瑛的经过时，问了一个问题：“这样美丽的女人，你当时没有碰过她吗?”
千田很坦白地说：“我只有在和她告别的时候握了一下手，她的神采让人神伤，不能直视。”
“你对那一次握手一定印象很深啦，当时是怎样的感觉呢?”船头问。
千田摇了摇头，苦笑道：“我对那次握手记忆深刻，因为我能觉出来，她是经常握枪的人。”
千田说对了，祝玲瑛如果是舒赛，那可是个两支手枪从日军手里抢过五只船的神枪手。这倒也说明他放祝玲瑛离去，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孤胆深入虎穴，情况危急时不退反进，主动出击。在对谈中巧妙伪装，骗过日军盘查，而又唤起千田心中尚未泯灭的人性，最终全身而退，舒赛，称“楚天奇女”不为过也!
当然，舒赛作为敌后公安局局长，她对抗日的贡献不容置疑，但前面故事里的祝玲瑛是不是舒赛，却已经很难弄清楚了。
自古英雄多劫难。解放后，中南局民委开展“三反”运动。舒赛由于如实向上级反映了民委领导在运动中的拉帮结派、无原则争斗倾轧等问题，结果民委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把一堆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诸如托派嫌疑、参加过女特务组织、对其父敌我不分、在江陵县当公安局长期间有冤案等扣在她的头上，且不容许她申辩就宣布撤销她支部书记的职务，又停止了对她三岁养女的生活供给。事情并未到此完结，民委领导又将诬陷栽赃不实之词写入材料，并秘密送往中组部。
生性刚烈、宁折不弯的舒赛进行了不屈的抗争。1953年冬，舒赛以治疗肝病为名请调北京。在老首长李先念的关怀下，中南局首先撤销了对她养女停止供给的错误决定，并批准她调到北京。舒赛被安排在建工部工作，任人事司处长。由于档案里有所谓的“问题”，而受到种种歧视，让她心情沉重难于工作。1955年她病情加重被医生疑为肝癌，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还蒙冤在身，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开始了锲而不舍的申诉历程。在多次申诉无效的情况下，1957年6月，她趁全国人大开会之机去中南海新华门向毛主席呈送申诉信，却遭拒绝。回家后即被单位日夜监视，不准外出。一天深夜她偷偷跑出来，徘徊于天安门广场，思前想后，不禁失声痛哭。天亮后她又去前门饭店人大代表驻地，想请有关负责人转呈自己的申诉信，又遭到怀疑通知了她的单位。建工部立即派人前往饭店，当众诬她为“疯子”、“有精神病”被强行拖入车内押回本单位。心力交瘁、五内俱焚的舒赛以绝食进行抗议，后建工部长刘秀峰就有关人员的粗暴行为向她表示道歉，并同意兑现中组部长安子文早就亲口答应注销那份不实之材料之后，舒赛才停止绝食。
阳光的大门刚刚向舒赛打开，厄运又纷沓至来。1958年由于监察部的压力，建工部以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闹事影响很坏，且态度极其恶劣的罪名将舒赛开除党籍、撤职、降级，每月只发给生活费。舒赛对此处理坚决不服，1960年初，她不顾亲属劝说，再次冒险越级向党中央申诉。她对家人说：“如果毛、刘、周中央首长能看到材料，问题就能解决，否则也可能被抓。”结果不幸被她言中。1960年3月，派出所将她抓走。建工部随即以“无理取闹”之名开除其公职，并给她带上“坏分子”的帽子送劳改农场劳教。本来就瘦弱多病的舒赛，劳教后身体更加羸弱难支，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经弟弟向有关方面进行了半年多的“保外就医”交涉后，1962年9月舒赛被释放回家。从此失去了工作，45岁的她只能靠变卖物品和亲友救济为生。虽贫病交困，舒赛却耻于不劳而获。老首长陶铸曾寄给她三百元钱治病，她却说：“我何安心拿老首长应得收入为己用”，又恐连累老首长，遂托弟弟把钱全部上交中组部。1964年她身体稍有恢复即不顾公安部门的警告，继续进行申诉。为不连累亲属，单身的她主动断绝了与所有亲友来往。她写到：“我扔所抚子女，绝手足，永诀姨母不得临终一面，六亲违背，孑然一身，为党无悔。”
文革爆发后，舒赛在关注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随着运动的开展，她由对个人命运的愤懑转为对国家的忧虑，渐渐地她将怀疑的焦点锁在林彪身上，感到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只虎”，已经挨整8年、从13级干部变成了家庭妇女、又变成了黑五类的舒赛再次挺身而出向党中央揭露林彪的问题，结果被投入监狱，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1971年春，病情恶化的舒赛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她向看守要来指甲刀，剪下一缕头发和指甲用布包了起来。5月1日这天，她找来一块红布，艰难地用针线绣了镰刀斧头，做成一面党旗，托看守转送鄂豫边区老首长李先念同志，表达自己的心志。此后她不思饮食，奄奄待息。5月12日的她虽濒临死亡却神志清醒，拒绝治疗、拒绝吃药、拒绝吃饭、拒绝说话，决心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争。5月24日凌晨，坐牢4年零6个月的舒赛，终于走完了坎坷的人生路，一颗不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为提高博客整体可读性，本博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感谢并希望个别习惯直接摘抄的博友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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