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中旬，林维先和高敬亭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开会，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向书记王明介绍他们时说：“这两位是大别山苏区赫赫有名的游击专家！”
十几年过后的195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主席到浙江省视察，听到了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回报民兵工作后，又说：“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一起看看看这游击专家是如何游击的。
1934年春，敌人对皖西苏区进行重点围剿，总兵力达16个团，占领了所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封锁交通要道，建筑大小碉堡。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鉴于敌人对皖西重新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由红82师掩护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和红25军军部向鄂东北转移。时任红82师师长的林维先和政委江求顺认为：省委和红25军军部去鄂东北，向东，从长岭关走最近，但这里是敌人重点防区，关东边属敌25路军防区，有其65师两个驻守，关上有东西防区部队各一个营驻守，而且周围30里之内，都有大批敌人主力部队驻防，可随时增援。省委和红25军军部，本身能作战力量不过一个营，要想从这个最近的关口过到鄂东北去困难很大。
林维先探知敌追剿部队西去，迅速由莲花山率部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向长岭关疾进，午夜到达长岭关东侧。凌晨二时，林维先亲率二营，攀登悬崖，直捣敌关上驻军，命三营和交通队乘关上激战，关东之敌向上增援时，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由关左侧碉堡前过关，敌碉堡如有火力封锁，就喊话说是25路军追剿队，蒙过关去，蒙不过去，打也要打过去。林维先率二营攀登上关，迅速歼灭了敌哨兵，两营驻敌还在梦里，大部被歼。这时关东西两边守敌听关上枪声，纷纷向上攻来，林维先指挥全营向两边还击，这时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从敌碉堡下面冒充敌25路军追剿队，顺利过关，林维先引诱关东西驻敌接火后，率部从右侧悄然离去，尾随已过关的省委和红25军军部向麻城方向转移。关东西之敌夜战近一个小时，才知道是误会，便收拾各自尸体撤回各自防地。梁冠英、刘茂恩两位司令官得悉后都大为恼火，在电话上对骂起来，都说对方是瞎眼狗，只会咬自家人，不会咬红军。这个故事，在敌军中传为笑柄。这一仗打得漂亮，受到鄂豫皖省委的通报表彰。
林维先率二、三营掩护红25军转移鄂东北后，又向西绕了一个大圈子，打了长竹园、四姑墩、叶家墩等地方保安团，在商城西余集与师政委江求顺率领的一营和手枪队汇合。一个月后，皖西之敌又转向鄂东围剿，省委机关又回到皖西，在听信了少数人对皖西苏区的片面回报，对皖西进行了错误肃反，道委书记郭述申被撤职，江求顺等一批英勇善战的红军领导干部被错杀，林维先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分子，即将处以极刑时，全师官兵痛哭作保，才免一死，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说：“为革命抬担架、当挑夫也是光荣的，也照样游击敌人。”
1934年冬，由于鄂豫皖省委的“左”倾领导，打了很多败仗，曾发展到13000多人的红25军，战死，冤死，只剩下3000多人了，面对10多万敌人的围剿，难以支撑，便根据中央命令，于11月16日，以北上抗日名义，离开鄂豫皖苏区，走上了长征道路。被留下的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为了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将地方武装和一些体质稍好的伤病员集中起来，组成了有800多人的218团，下辖两个营和一个交通队、一个苦工队（肃反被处置的红军干部为部队当挑夫、抬担架）。林维先就是这个苦工队里的一员。
一次在执行任务时碰到敌人，林维先向交通队队长吴大友说：“敌人来了，看样子好象是保安团，他们历来是红军手下败将，你们把枪给我们，我们跟他们干（当时苦工队80多人，每人只有一根扁担，没有枪支），冤死不如战死，战死了还算烈士，冤死在自己的队伍里算啥呢？”林维先的话，既刺激了交通队，又鼓舞了苦工队，大家齐声说：“和敌人拼了！”林维先本来就是优秀的指挥员，很受大家尊重，交通队长吴大友原来又是林维先的部下，便说：“林师长，你指挥我们干，等主力也来不及了。”林维先一面命交通队派员找罗团长、熊政委报告敌情，一面命交通队一部向前面山林运动，切断敌人退路，苦工队等敌人靠近时，冲向敌群，让敌人火力展不开，和敌人格斗。敌人先锋连看没有红军动静，便大着胆子前进，有的还哼着小调。当进至苦工队隐蔽山坡时，林维先一声喊“冲呀”，几十条扁担在敌群中左劈右砍，和敌人厮打在一起，敌人火力无法展开。这时交通队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拼命逃窜，一个骑马的敌军官看林维先只拿一条扁担，举起手枪就打，林维先就地翻滚至马下，一扁担将敌人打下马来，接着又是一扁担，敌人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林维先缴了他的手枪，撕下他的符号一看，原来是敌上尉连长。这时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率一个营增援而来，将逃敌追至下骆山，被歼大半，后卫之敌惧怕被歼，望风逃回大顾店。傍晚，打粮队挑着几百担粮食，缴了一百多支长短枪，胜利而归。特别是苦工队每人都缴了一支枪，高敬亭特别高兴，摘掉了苦工队的帽子，编为218团第三营，林维先任营长。“抬担架、当挑夫，也能游击敌人”是真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维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率领部队东进皖中。他指挥部队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38年10月，林维先率部先后发起无为、庐江战斗，攻占了两县县城，为打开皖中抗战局面作出了贡献。1939年3月，已任支队副司令员的林维先，率司令部和特务营越过淮南铁路，沿途共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6月初，部队进驻合肥青龙厂附近，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
10月，被调入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并兼任第九队队长。1940年3月毕业后，任教导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兼军特务营营长，6月调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不久奉命率第五团第三营，再进皖中，恢复巢（县）无（为）抗日根据地。
7月初，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团长。挺进团接连取得桐东老牛集、孙家畈等战斗的胜利，初步建立了以三官山为中心的桐庐无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率挺进团西进大别山区，建立了一块以蒋潭为中心的桐西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林维先任沿江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沿江地委书记，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7月上旬，第七师组成以林维先等为首的临时指挥部，以沿江支队为反磨擦作战主力，向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林维先采取“以强制弱、歼其一路”的作战方略，胜利地保卫了巢无中心根据地。1945年6月，新四军第七师重建第十九旅，林维先任旅长。他率部三渡巢湖，向巢湖北岸的日伪据点发起攻击，与全师部队共同努力赢得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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