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讲述了1929年底，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对革命表示担忧，后那封信被编入毛泽东选集之事。今天接着听欧阳毅将军讲述毛泽东的故事。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毛泽东年青时起起伏伏政治生涯的一次写照。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调后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到汀州福音医院，一面养病，一面作社会调查，并攻读马列主义理论。这时，中央政治保卫处已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归党中央和国家主席双重领导，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当时陈正人同志也在福音医院养病。我也住了一时期医院。福音医院院长是傅连暲。毛泽东同志曾约陈正人、傅连暲和我去吃饭。他显得非常豁达、乐观，在谈论时局外，还不时讲些笑话。我和贺子珍同志早在井冈山上就认识了，所以常去看望毛泽东、贺子珍同志。在他们的住处，我曾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要文件上所作的批注和划的杠杠。房内摆着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毛泽东同志作短期休养后，即回到中央政府，以全力投向苏维埃政府的建设，使苏维埃各项政策、制度，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各项工作不断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央苏区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取得的。如第一次反“围剿”，把敌人从总指挥张辉瓒到伙夫、马夫全部一网打尽。张辉瓒是我们第十师俘获的。祝捷大会上，把他推到台前宣布其罪行。以后兄弟单位开祝捷大会后，不知谁把他的头砍下，装在木盒里，顺水漂到蒋管区去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有人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经过毛泽东同志做工作，坚决进行反“围剿”斗争，结果在15天内，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取得伟大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则更大。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毛泽东同志被夺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但错误的军事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的艺术，所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粉碎敌人一次“围剿”，苏区版图就扩大一次。中央苏区根据地确实是一片兴旺景象。当时，群众曾流传“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这是苏区群众的自豪感和对毛泽东同志指挥英明的赞扬。可是，1933年7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博古他们不懂军事，就把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成太上皇，他们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消极防御，死打硬拚”等口号。林彪也跟着他们一伙鼓吹“短促突击”等拚命主义方针，反对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他们错误的路线指导下，使红军东堵西挡，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极左政策。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它主张抗日反蒋，主动和我们讲联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我们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其中拟定给予红军以枪支、弹药、物资等援助。为运输的方便，要求红军建立一个飞机场。当时，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军委任命我为飞机场建筑委员会主任，下设几个处，冯达飞同志任工程处长。有一次，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他指示说：这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你们一定要把这一有特殊意义的飞机场修好。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带领红军战士和民工日夜奋战。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周恩来同志到机场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准备了奖旗嘉奖我们。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与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作战。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后十九路军又派了一位代表前来谈判，有一次还列席了我们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有人当面指责说：“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三势力比反革命蒋介石还反革命”。他这样一骂，弄得那位代表非常难堪，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当时，毛泽东同志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已被夺了军权，仍然与“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并提出了不少英明的主张。他曾向中央建议：“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可是，临时党中央根本听不进去。因此，当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时，他们采取了坐山观虎斗和见危不救的态度，使敌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十九路军之后，又很快集中力量来对付红军。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虽经一年的艰苦奋战，也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终于被迫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所以长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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