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提议越级提拔这个人，毛主席为何欣然同意
人们常以“旋风”来形容将军的骁勇，上杭籍中将罗舜初是名副其实的“旋风”勇将。
1947年，在临江同辽东军区机关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为罗舜初，右二为莫文骅。
1945年11月中旬，罗舜初奉命率9000余名将士，横渡渤海，开赴东北。翌年1月，山东解放军第三师、警三旅和冀热辽十六分区之二十一旅、二十三旅组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罗舜初任政委。东北战场，烽烟滚滚，罗舜初率部以弱御强，浴血鏖战，用辉煌的成果创造了三纵“土八路”打败国民党军“王牌军”的战争奇迹。在罗舜初等的指挥下，第三纵队在黑土地连战连捷，敌军给第三纵队起了个外号：旋风部队。
不过这个“旋风部队”的领导人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
看罗舜初将军儿子罗小明对父亲的回忆——
1934年，我父亲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最想知道的情况
毛泽东和我父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都瑞金认识的。
那是1934年初春的一天，满腹心事的毛泽东独自一人漫步在瑞金城内的石板路上。
“毛主席，你好!”一声诚挚的问候打断了毛泽东的沉思。他抬眼望去，只见一名身材瘦小的小红军站在他的面前。
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低谷。自从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毛泽东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在宁都会议上，他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也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打那时起，就少有人敢和他接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
看着这个敢于主动上前问候自己的小红军，毛泽东高兴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叫罗舜初，福建上杭人。”父亲回答。
“啊，上杭，那是个好地方。你是哪个乡，哪个村?”对上杭十分熟悉的毛泽东接着问。
“溪口乡大洋坝。”“大洋坝，熟悉，熟悉。我去过你的家乡。”毛泽东接着告诉父亲：五年以前，他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就被疟疾击倒了，在前往永定养病的途中，他路经大洋坝，住在黄潭河畔一位名叫罗日新的农民家里。
“那一天，村苏维埃主席让我集合几名儿童团员，去执行重要任务。天一黑，我们就来到罗日新家，布下了岗哨。”得知毛泽东还记得当年曾住宿大洋坝，父亲的话顿时多起来了。
1961年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进行射击训练
毛泽东全然没有想到，当年那个带领儿童团员们为自己彻夜站岗放哨的孩子头儿如今已经当了红军，而且就是眼前的罗舜初。
“我们是老熟人了，给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当上红军的。”看着已经成为红军战士的父亲，毛泽东高兴地问。
于是，父亲向毛泽东详细述说了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1931年秋天，父亲已经当上区儿童局书记，可他一心要求参加红军，县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要他动员一百名青壮年一同参加红军。父亲东奔西走，很快就动员了家乡附近各村一百多名青壮年，由他带队参加了红军。在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中，父亲不幸腿部中弹，负了轻伤。伤愈后，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学习，因为各科成绩优秀，又被送到参谋培训班深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成为一名作战参谋。
父亲说完，毛泽东的眉梢轻轻抖动了一下。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还说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结果红军主力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只能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眼看着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苏区在一天天缩小，心里非常焦急。可是当时他被排斥，无权过问军事工作。特别急于了解战场态势的毛泽东，听说父亲在军委一局工作，很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战况。
父亲毫无保留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战况和敌我态势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父亲后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些信息，为毛泽东思考和研究红军如何战胜敌人提供了依据。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也牢牢地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罗舜初，一个来自闽西的年轻人。
在延安，毛泽东两次亲笔写信送我父亲去学习
1937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辗转传送到延安的一些由国内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文章。
这一天，父亲来到主席的窑洞外，喊了一声：“报告!”
自从二局局长曾希圣去学习以后，二局的日常工作就由父亲来主持。在西安事变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所在的二局表现得相当出色，他们不分昼夜，严密注视着各个方向的敌情，随时将侦察到的情况上报，对中央处理事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小罗，有新的情况吗?”毛泽东的注意力完全被手中的书给吸引住了，头也顾不上抬地问了一句。
“主席，我是为我自己的事来找你的。”我父亲回答。
五十年代罗舜初（前左二）深入海军舰艇视察
“你有什么事呀?”毛泽东的目光仍然盯在书本上。“主席，我想去学习。”“学习?”毛泽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是的，我想学习。”我父亲认真地说。
这时毛泽东才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轻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主席，去年12月听说张、杨在西安扣了蒋介石，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十年来，他杀害了我们多少好同志和亲人。大家都觉得这下可好了，可该为死难的同志和乡亲们报仇了。周副主席去西安，大家都以为是去把老蒋提回来公审，没想到是去劝张、杨把老蒋给放了，要在全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越看越觉得中央高明，要是依着我们，哪会有现在的大好局面。我常想，我们的思想太简单，原因就是革命理论学得太少了。我听说，在党校开了理论课，所以想去学习。”
听了我父亲这番话，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早就感到，全党应该开展一个学习的高潮。特别是像我父亲这样经过长征考验的同志，都是今后斗争的骨干，他们在凶残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面前个个都是好样的，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学习识字的机会，即使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对自己给予支持，也仅仅出自质朴的感性认识，而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今天我父亲主动提出要去学习是一件大好事，岂有不支持的道理。毛泽东当即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为我父亲写了一封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介绍信。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哭丧着脸又来了。
“又为什么不高兴呀?我不是批准你去学习了吗?”毛泽东不解地问。
我父亲一脸委屈地说：“党校不收我。”“为什么不收?”毛泽东问。
“他们说过了开学时间，不能插班。还说我只上过三年学，学不懂哲学、政治经济学。”我父亲如实回答。
听着听着，毛泽东脸上变了颜色，他知道，我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学，在红军中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更多的人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而且我父亲在军委机关工作这几年，刻苦勤学，文化水平大有长进，他就不信我父亲学不了理论。
“岂有此理!”毛泽东一把从我父亲手中夺过他写给党校的那封介绍信，愤怒地将它撕成碎片。随即又挥笔给我父亲写了第二封介绍信。他决心让这个年轻人的求学愿望得到满足。这一次，他要介绍我父亲到抗大去学习。
看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介绍信，当时的抗大校长林彪和教育长罗瑞卿二话没说就接纳了我父亲，他们安排我父亲一面工作，一面在校选科旁听。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父亲终于圆了自己的学习梦。
为了提高红军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在抗大亲自办了一个研究班，自然也把我父亲接纳为研究班的一员。
这一年的七八月间，毛泽东应林彪、罗瑞卿的请求，多次来到抗大为抗大的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事前，他要总政治部把他准备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发给学员，待学员们读过后，他再去讲授辅导。我父亲也得到了一份油印的讲授提纲，并且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为大家讲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中受益匪浅。后来，他把这份珍贵的讲稿一直带在身边，一看到它就想起当年毛主席讲课时的情景。
一天傍晚，工作了一天的毛泽东正在窑洞外散步，遇到了从抗大回来的我父亲。那时候，在校学习的红军团师以上干部周末可以回家和家属团聚，我父亲那时还没有成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回军委机关看望首长和同志们。
“小罗，学习得怎么样啊?”每逢遇到我父亲，毛泽东总是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情况。
“主席，我已经被批准进入第三期学习了。”我父亲高兴地回答。
“那好啊!在哪一个队?”毛泽东接着问。“上干队。”
“这一期都有哪些同志?”听说在上干队，毛泽东的兴趣更大了。
“有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志芳……”我父亲把同学们的名字一一报给毛泽东。
“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仗都很勇敢，你同班的许世友就是一员虎将，七次当过敢死队队长。但是他们的家乡大多在鄂豫皖的大别山，那里不像你们福建，是教育之乡，你们福建出来的人大多念过几天书。他们可就不一样了，多数人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大字不识。不知道他们在学习上有没有困难?”毛泽东关心地问。
一提起学习，我父亲的话就多了，他接着毛泽东的话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们的课程可多了，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有兵团战术。大家熟悉的内容比较好学，像你讲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大家一听就懂，讨论起来也热烈。大家过去没接触过的，像政治经济学就不行了，教员讲得太快，也听不太懂，一堂课下来就像坐飞机一样，头都要晕了。”
我父亲只当是在和毛泽东闲聊，无拘无束地把大家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谈了出来。没想到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一天，父亲在校内遇到了已经升为副校长的罗瑞卿。个子高高的罗瑞卿笑眯眯地对我父亲说：“小罗呀，你可是告了我的‘御状’了。”
“什么御状?”我父亲一时摸不着头脑。罗瑞卿看着他那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笑着说：“你向毛主席反映的教学问题，主席都和我讲了。他特别重视你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学习效果，提出讲课要看对象，讲究实际，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的方法。”
父亲这才明白罗瑞卿这句玩笑话指的是他回答毛泽东提问时说的那些情况。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是主席问起来，我才说的。”
“你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对的，我们已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你知道吗，毛主席最喜欢的就是说真话的人，下次他要是再问起你来，你还是照实说。”罗瑞卿的诚恳态度让我父亲打心底里感动。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父亲在抗大前后学习了十个月的时间。这次学习使我父亲的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为他以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荣桓提议越级提拔我父亲，毛泽东欣然同意
1938年5月，尚未毕业的父亲接到命令，提前离开抗大，准备接替他的福建上杭老乡黄鹄显，担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跟随朱德总司令到抗日前线去。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向毛泽东告别。看着即将到前线去的我父亲，毛泽东心里多少有些难以割舍，毕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了。
“家里来信了吗?”毛泽东放下手上的工作，首先问了一句和上前线无关的话。
“来信了。”我父亲回答。“母亲还好吧?”毛泽东问。
“挺好的。她还给我转来了伯父从新加坡的来信。”我父亲答道。
“信上怎么说?”毛泽东知道我父亲有一个伯父远在新加坡，1928年曾打算把我父亲接到那边去读书，已经接受共产党影响的父亲婉谢了伯父的一番好意，决心留在国内参加革命。
“去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伯父打算派人来把我的母亲接到新加坡去躲避战乱。母亲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把亲属送到国外是不对的，因此不同意母亲出去。母亲把我的信转给了伯父，他回信支持我的做法，说忠孝不能两全，鼓励我积极抗日，杀敌立功。”我父亲把来信的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话题渐渐转到了正题上。
“记得去年你就向我提过上前线的要求，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下心满意足了吧!”毛泽东微笑着看着我父亲。
“不，主席。这次只是上前线，我还要求去敌后，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把这一年学到的东西都用上。”我父亲充满豪情地说。
“好!就该有这么一股劲儿，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泽东赞赏地说，“到了前方，要好好锻炼，将来，有你到敌后的机会。”
牢记毛泽东的教诲，我父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向毛泽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943年的春天，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以罗荣桓为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将一份关于实现一元化领导的干部配备方案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延安，送到毛泽东面前。
报告建议：“王建安担任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担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一心要破格使用我父亲的罗荣桓怕这个安排中央会有所顾虑，特意对我父亲的情况做了说明：“分局认为罗虽军职提升甚快，但进步亦快，且事实上鲁中区别无更适当同志担任此职务。”
不用罗荣桓解释，毛泽东对我父亲这几年的成长历程了如指掌。离开延安一年以后，我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跟随徐向前司令员越过敌军的重重封锁，来到日寇铁蹄下的山东，参加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看着当年的小参谋终于崭露头角，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脱颖而出，并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毛泽东是何等高兴啊，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山东分局的建议。
上任之后，父亲团结区党委和军区一班人，迅速健全了鲁中各地、县的党组织，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带领鲁中抗日军民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不到半年就使以沂蒙山为中心的鲁中抗日根据地迅速改变了东西百余里、南北一线牵，号称敌人一枪就能打穿的不利局面。
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鲁中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个野战师和四个警备旅，根据地扩大到十几个县，和周围各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成为日后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事实证明，毛泽东支持罗荣桓大胆起用我父亲是完全正确的，父亲也没有辜负领袖对他的培养和厚望。
博主推荐：
微信号：hcwwx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