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忆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临阵换下团长黄永胜，消灭日寇千余人
西安事变之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八路军总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所属第115师由红1方面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74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120师由红2方面军和红27、28军等部编成，贺龙任师长；第129师由红4方面军和红29、30军编成，刘伯承任师长。
115师主力为343旅和344旅，343旅旅长陈光，下辖685团就是原来著名的红2师，团长为黄永胜（开国上将），吴法宪任该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全团3000多人。
1937年8月底，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在685团行军至侯马地区时，由于团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黄永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调离该团另行分配，由杨得志接替685团团长。9月24日，林彪决定685团、686团和344旅的687团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队，这是日本著名的板恒师团。战斗前，吴法宪被分工派到2营做战前动员，吴法宪找到营长曾国华(开国中将)、教导员刘振球(开国少将)，给2营做了战前动员，并随2营参加战斗。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首次大捷。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战斗结束后，师政委聂荣臻给685团政训处副主任吴法宪下达清扫的任务，于是吴法宪组织八路军后勤人员和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把枪支弹药、物资、衣服和食品迅速转移。
对于这段历史，吴法宪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讲的：
在部队到达侯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从下面部队回到团部，罗荣桓和萧华就骑马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当晚，他俩召集团里的几个领导开了个小型会议。那个会议是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开的，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会议的重点是宣布由杨得志来接任685团的团长（原团长黄永胜）。
第二天，部队就由邓华带领前往侯马换乘火车。以后，师里除派杨得志来任团长外，又调来了陈正湘和萧远久两位任副团长。这时梁兴初也从抗大学习回来，当了3营营长。
经过两天的准备后，部队从侯马上了火车。我们全团三个营加团直属队，一共坐了五列火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几个客车厢，大部分是闷罐子货车。在这些闷罐子车里，干部、战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后，便不能随便乱动了。
9月9日上午，火车开动后，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是临汾，第二站是赵城，走了一天才到达霍州。到霍州时正好碰上下大雨，从车厢里可以看到汾河里的水流很急。
火车最终开到了原平。部队便很快集结起来，迅速沿公路向平型关急进。这一路急行军，我们在相继经阳明堡、代县、繁峙后，来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
9月24日，团长杨得志去师部接受命令，并由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带领去侦察平型关的地形和前面的敌情。回来后，他召集了干部会议，对领受的任务和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了传达和介绍。从杨得志的传达和介绍中我们得知，平型关位于古长城上，关内关外群山重叠，地势十分险要。从平型关东北山口到灵丘县南部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谷道，其间从关沟至东河南镇长十三公里的地段，地形最为险要。在这十三公里长的地段内，两侧高地十分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杨得志传达说，林彪、聂荣臻已决心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伏击正由灵邱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5师团（即板垣师团）的第21旅团，以配合友军作战。林彪还指定由343旅的685团、686团和344旅的687团担任主要突击力量，并且在带领大家侦察地形的同时，就已划分好了突击区域，明确了各个团的任务。
我们685团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由于平型关正面有国民党部队七个军约二十万人在防守，因此我们从后面截断敌人以后，就向平型关攻击前进，争取把敌人消灭在灵邱和平型关之间的山沟里。
为完成这一任务，师部命令我们团于9月25日凌晨前到达指定地点，把包括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内的火力阵地构筑好，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同时，为保证这次战斗的突然性，师部要求各个参战部队一定要注意保密，保持高度的隐蔽性。
我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我首先把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之后向他们提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几点要求。
我讲完话后，曾国华向全营指战员宣布了出发路线、联络口号、口令等。曾国华宣布完，部队立即出发。根据邓华的指示，我在这次战斗中随2营行动。
当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相互照应和联络，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脸手巾，绑在左手臂上作为联络信号。我们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全身都是泥水。好在山路并不太难走，虽然下着大雨，但因路面有碎石子，走起来还不算很滑。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到9月25日拂晓，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到指定地点，在公路南侧的山背后埋伏了下来。等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我爬到山顶上往下观察，看到山下是一条深深的沟，沟两侧的山既高又陡。深沟里，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关。那时只给团长、副团长配备望远镜，我虽然没有望远镜，但从山顶也可以看见，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车，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灵邱方向有炮声，证明板垣师团正在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我们在埋伏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日军的队伍。较长时间的等待，使得包括营里几个干部在内的许多人有点着急，担心我们会扑空。为此，曾国华跑到团里，去问杨得志和邓华敌人怎么还不来。杨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队伍，特别是要把火力点布置好，掌握好突击的时机，准备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杨得志还告诉曾国华，有什么事情，团部会派通讯员给各营传达，叫他以后不要再往团部跑。
等到8点钟左右，我们终于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接着又隐隐约约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见了汽车的影子。再等了一会儿，就看见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了。看见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汽车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惊叹：啊，这么多呀！
从远处开过来的日军汽车大约有一百多辆，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挂着一面太阳旗，一字长蛇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大批马车。汽车车厢里，身上穿著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拿着枪的日军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每辆车有一个排的样子，约三十多人。大概是为了照顾到后面的马车，日军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走得很慢。
我们是第一次打这样的仗，见到日军的这种阵势，不少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于是都来问：汽车好打吗？曾国华说：好打，他们在车上没有准备，我们一打枪，他们就连车都下不来了。大家一听高兴了，说：是呀，我们突然一打，就能叫他们连下车都来不及。
不久，日军的汽车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时，大家都顾不上说话了，每个人都一边紧张地注视着山下的敌人，一边随时准备出击。眼看着从我们面前过了几十辆车以后，林彪从指挥阵地上给杨得志来了电话，命令队伍出击。接到林彪的命令，团部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各个部队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也随着2营冲下山去。
下山时，正好经过师的指挥阵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个大望远镜，在那里边看边指挥队伍出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师指挥部离我们685团的指挥阵地并不远。
我们这猛一开火，立刻就把日军打得懵头转向，一时间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枪。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我们这迎头一击，很快就封闭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把日军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马车，全都堵塞在公路中间四、五里路的范围内，使他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这时，车上的日军有的从车上下来，凭借着车辆向我们回击，有的则在车上与我们对抗。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当时，日军想往山上跑，而我们则从山上往下压。在我们的重压之下，他们抢占不了制高点，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车和辎重作掩护，或用自己携带的铁锹，在公路两旁迅速为自己挖个单人掩体，单个为战。那些单兵作战的日本兵非常顽强，眼看大势已去，却仍然拼命抵抗。你不过去，他不开枪，你一过去，他就开枪。为消灭他们，我们只好分散开来，用手榴弹、用剌刀，一个一个地去打。
冲在全团最前面的是2营5连。5连在连长曾宪生的沉着指挥下，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一口气冲到沟里的公路上，同敌人展开了近距离的搏斗。很快，敌我两支队伍搅在了一起，很难分清谁是谁了。
就这样，这场混战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基本停止。此时，活着的敌人已没剩下几个。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还真厉害，所有的日本兵都是被我们打死的，一个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们打国民党军队，一打就俘虏多少，这次却一个也没有俘虏到，战斗的胜利全都是靠一个一个拼剌刀，一个坑一个坑地反复争夺得来的。
这一仗，我们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一场哑巴仗，双方都是闷声不响地拼剌刀、拼手榴弹，一直到把包围起来的日军全都消灭。因为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不通，打起仗来，只听见他们哇啦哇啦乱叫，不知道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同样，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也听不懂，再加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搅在一起，喊什么都听不清。
战斗结束后大家分析，这次战斗之所以没能抓来一个俘虏，除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外，语言不通，无法开展攻心战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敌人已基本被消灭后，我正跟随2营在战场上搜索残敌，聂荣臻突然在这时来到了公路上，见到我就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找人把汽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我们来的那个沟里去。
我表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有困难，因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正在搜索残存的敌人，抽不出人来。聂荣臻就说：那你就叫机关的同志和伙夫来搬，另外到附近村子里去找一些老百姓来帮着搬，无论是枪支、弹药、物资、衣服、食品、罐头等等，通通都要搬走，然后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车都烧了，我们要这些汽车没有用，开不走。
等我同意执行这一任务之后，他又强调说：这个地段就归你负责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讯员先去找来团政治处的人，然后派他们到处去动员、集合人员来搬东西。这一动员，还真来了不少的人。由于来了不少的人，到下午两、三点钟，汽车里的东西就都搬完了。
就在我们快搬完东西时，天上来了一架日军的飞机。也许是因为闹不清情况，分不清敌我，这架飞机既没有扫射，也没有扔炸弹，只是绕了几个圈，侦察一下就走了。等敌人飞机走后，我就带领几个人把汽车都给烧了。烧汽车很简单，用剌刀把油箱一捅，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汽车阵烧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马车我们没有烧，因为正好利用它们来拉缴获的东西。
我们从车上搬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堆在那里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枪和轻、重机枪，有一箱一箱的弹药，还有日本大衣、钢盔、鞋等等。吃的东西中，数饼干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得好好的。牛肉罐头也不少，大的有几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一个大罐头就够一班人吃的。另外，糖也不少。
等我们把东西搬完了，战场上零零星星的枪声也不响了。之后，部队便奉命撤回到山上待命，准备抗击日军的增援部队。上山不久，就听说由于687团的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过来。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平型关战斗已经胜利结束。
打完仗，我们就地用缴获的食品开了一顿饭，让全团的干部、战士都美滋滋地吃了一顿饼干加牛肉罐头。大家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以前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日本的运输大队长也不错嘛！
由于缴获的东西很多，缴获的枪支、弹药，我们交由战士们分头背上，准备下一步换装。吃不完的食品和一些物资，我们当即就分给了各连管生活的司务长，然后各连自己把这些东西搬上马车，往附近的村子里拉。一时间，路上的马车像长蛇阵一样，真够热闹的。
在各部队将缴获的东西运走、负伤的同志及时送往后方医院之后，我们又进行了清理战场的工作，掩埋了牺牲同志的尸体，并进一步搜检战利品。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都带有护身符，以求神保佑他们不死。可这些护身符并没能保佑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死在了侵华战场上。当时，想起他们家中的妻儿老小依然在日夜盼望他们回国团聚，感到他们真是可悲又可叹。
平型关一战，我们共消灭了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一千多人（有说消灭了三千多人，我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马车二百余辆，烧毁汽车一百余辆。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仅685团就伤亡约二百多，其中以2营5连伤亡为最重。5连因为是冲在最前面，拼剌刀也拼得最厉害，以致最后在这一战中伤亡了六七十人，差不多一个连损失了多一半。
最令人痛惜的是5连连长曾宪生，他在同敌人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战斗结束后，我们沉痛哀悼了曾宪生同志。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时任115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次军饷。在领完军饷回来的路上，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成了一名脱离部队的可耻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后来在郑律成所作的《八路军进行曲》中，就有“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词，给了平型关战斗很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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