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26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指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叶剑英（左）、华国锋（中）与邓小平
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1976年10月以后，在许多方面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的方针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这种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恢复邓小乎工作和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上。能否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引上正轨的严峻考验。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当即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1977年1月，李冬民和十多个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北京市委领导人却罗织罪名，将李冬民逮捕，搞了个伪证，把这一案件罗织成“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的假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假案才得到平反)，并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那时，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理所当然地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老同志代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不顾华国锋的阻挠，在会上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他们还说，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觉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这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这些义正词严的发言竟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华国锋上台之被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为提高博客整体可读性，本博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感谢并希望个别习惯直接摘抄的博友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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