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方法可以去描述过去的时光。只有摄影能使人们澄清偏见，记忆复活……
法国人方苏雅以实证风格纪录了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现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是出色的旅行家、摄影家。
感谢这位法国人给我们带来一段百余年前的记忆——
王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摔跤斗士(1898年 云南河口)
这是方苏雅照片中仅见的反映中国人民间从事运动的一张。从照片中围观人群的装束来看，拍摄地应是苗族或壮族聚集地。如果说体育是人强壮和富裕之后的一项运动，则在烟毒泛滥、国家贫弱的状况下此类照片的难得也是正常的。其实体质的羸弱倒在其次，了无生气、神情木然的观众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尤刺人心。比较有趣的是，两个摔跤斗士在下体所缚布片的样式与日本传统相扑的装束十分酷似，其中的原因何在，不独日本人，大概所有研究、喜爱人类学、民族学的人士都有兴趣。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茶客们(1899年昆明)
据《纪我所知集》记载，往昔昆明“茶铺内之一切设备极其朴陋，大火炉上支一把大至无比之铜茶壶，内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练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尾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饮茶者至，则挈一小壶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这张照片中，方苏雅的兴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数第三人是他在中国民间看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此外从画面判断，戴眼镜的人背后头包白帕者可能是伙计，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男子穿着完全相同的装束，也许就是当年的时装吧。
围看西洋镜的儿童(1900年，昆明)
从衣着上看，两个正在观摩“进口大片”的儿童应来自富裕人家。而更左边的那个孩子也许正焦急地向父亲提着这时髦的要求。对于古老的中国百姓来说，西洋镜(皮影戏)与洋枪洋炮一样给人印象深刻，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这三个字中包含的惊奇含义一直保留至今。从摄影上说，这是一张层次分明、构图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摄影者的存在，除了右边那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动地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又像戏剧角色一样衬托着主要的事件。在摄影才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年代，这样水准的拍摄眼光和技巧的确令人称奇。
赶集路上(1900年，蒙自)
与猪同坐一车、抽着烟杆的男子在穿着打扮上与推车的人并无太大差异。他们或许是父子，也可能主仆，这无关紧要，令西方人惊奇的是中国人这种随遇而安、怡然自得的性格，因此这张照片在西方经常被登录，甚至出现在教科书上(作为对中国人的形象说明)。到后来，照片的作者和摄影年代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张照片确实与方苏雅的其它照片一起在他的私人相册里躺了近百年；此外从人物和景致来看，照片极有可能摄于云南蒙自。(1900年3月，方苏雅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闹市即景(1899年，昆明)
照片摄于昆明市内一闹市里(地点不明)，是方苏雅影集中不多见的即兴拍摄作品之一，图中人物均来不及反应，各自行走如常。整幅照片布局均衡、乱中有序、层次明显、颇有现代感。正中清晰可见一头缠帕子的撒梅族男子。照片背景建筑是当时昆明大户人家的典型模式，不仅承袭了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且吸收了白族的建筑艺术，形成地方特色。其两边阁楼一般有戏台(朝向院内)，供伶人唱“堂会戏”之用。
盛大庙会(1899年，昆明)
由远处墙壁上可见的“祝圣寿”三字，可断定这是为庆祝慈禧生日举办的盛大庙会，地点是东岳庙万寿宫(今连云巷宾馆处)。当时昆明人极敬神佛，常常进香求佛，而各寺庙亦不失时机建立道场会场，大办庙会，如正月初九金殿有会，三月十五铁峰庵有会，七月十五各寺庙做盂兰会，七月二十七则是东岳庙开办大会。据罗养儒回忆，届时“一切摊子由万寿宫前摆起，不断的在街之两旁直摆至三元宫前，其数字在五、六百……一连开办三日，而此三日内，城里的人或有一半到此而逛也。”描述的大概就是图中的情景了。而逛庙会的人如此之多，一大原因据说是因为妇女可抛头露面，“大府中人对于妇女入庙烧香一事，弛而不禁”，虽然人人手提香烛、元宝，在神佛前焚烧，顶礼膜拜，“以致烟火弥空，钟鼓声闹”；但暗地里“少男少女之心意或亦兼有其他之注在也”。
演武厅前的集市(1900年，昆明)
卖开水是昆明集市的特色之一，图中近景里的铜壶即为此设。这个市场的位置就在南较场演武厅前，据《纪我所知集》记载，这地摊上曾经无所不卖：破铜烂铁、烂衣破裤、不成行的古董、杂乱无章的草药以及死牛烂马肉等等，而且人群如流、嗡嗡嚷嚷。但就照片来看这里已很是冷淡，货物也很纯洁稀少，显然昔日盛况不再。
人烟熙攘富民城(1900年，富民)
富民现为昆明所辖8县之一，以产鸡著名。历史上的富民城如其名，是一个极为富庶之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加之螳螂川在境内横纵斜穿而过，水利称便，一切农产物均有良好收成。据《纪我所知集》记载，光绪年间的富民人以好吃重口腹著称，三、四百家居民，大小食馆竟有几十家之多，由乡来城的人，都是醉饱而归。从照片上看的确是人流熙攘，雾气升腾，一派烟火饮食的繁茂景象。在方苏雅的集市照片中
，堪称生气盎然的一张。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裸身村童(1900年)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方苏雅曾逃回东京(今越南北部湾一带)，这张照片应该是摄于这段时间。但照片的内容极像昆明每年三月二十三日白马庙会的情景：在白马庙附近一带的河流上，这时会有很多村童裸身站在岸上，看见有船载游客近前，就群起高呼：“丢!丢!丢!”，意思是叫游客把铜钱丢到水中，村童则潜入河底水中将它摸取出，是一种有趣的节日活动，当时流行各地也未可知。
天足劳动妇女(1896年，昆明)
这位表情憨朴、体态健康的劳动妇女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是赤脚站在乱石堆中，脚上有几道明显的草鞋勒痕。尽管如此，她的服装仍具有宽大繁复的时代特征(如裙外再套褂)，只是为了便于劳作而大大缩短了衣袖裙裤的长度。再请注意她的耳环及其下坠心形连环，排除质地，这在大的形式上与贵妇并无差别，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只不过在贵妇那里它只是繁多喧哗的装饰之一，而在一个劳动者身上则像一个美好愿望或回忆那样有着纯朴自然的光亮。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罂粟田里的中国人（1899年
红河——昆明）
一个中国人茫然站在广阔的罂粟田中，这一画面象征性地表现出当时烟毒在中国的泛滥肆虐情况。而广种罂粟、发展与沿海各省的“云土”贸易，进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争雄，也是方苏雅代表的法国政府在华殖民的主要战略方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