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跟陈独秀张国焘齐名的叛党人物，后来却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中共一大党员，北方共产党组织创建者之一，却被党史标注为与陈独秀、张国焘并列的叛党人物。

他是毛主席的湖南老乡，两人相当熟悉，但主席却对他的一个想法感到相当不解；

他是跟陈独秀张国焘齐名的叛党人物，后来却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被永远开除党籍，却从70年代末开始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叫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同年入北京大学。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大学的负责人，1921年建党时即是党员。他是李大钊的得意学生和助手。

在中共党史书籍上，罗章龙和陈独秀、张国焘并列为分裂党、叛党的人物。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但他的晚年，与陈、张有天壤之别。罗章龙仍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与尊重。

自1978年开始，罗章龙连任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章龙去世后，留下了两个愿望。

一个是希望身后陪伴李大钊同志。1990年，罗对家属及朋友说，他是李大钊的学生，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希望身后仍陪伴大钊先生。罗生前曾亲往万安公墓察看，但因为当时无钱买地，没有定下来。逝世后，亲友愿意出钱，在万安公墓买一块墓地，实现他的这个遗愿。

另一个愿望是希望改变自己分裂党的结论。

参与组建北方共产党党团组织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达北京。他首先通过俄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北大俄语教师，了解到李大钊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便偕同翻译杨明斋去拜访李大钊。

维金斯基向李大钊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共掌权的事迹；李大钊向维金斯基讲述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产生的影响。维金斯基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学生，李大钊就找了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到北大图书馆和维金斯基见面。他在座谈会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小组开始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继而又吸收了黄凌霜等，计8人。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北京共产党支部创建后，陆续发展了组织，到了1921年7月，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张太雷等13名成员，该组织建立后，主要活动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开展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罗章龙曾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史文彬先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继参加共产党组织，为工人运动培养干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罗章龙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1925年改为北方区委，李大钊仍为书记)。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罗章龙兼北方分部主任。其后几年，他频繁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以及陇海沿线、津浦沿线和京汉沿线等地，结识了一批路矿工人领袖。他最早介绍邓培等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工运骨干。他还参加组织和领导了1921年11月的陇海铁路全路罢工，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和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曾回忆当年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说：“我们到工人俱乐部、夜校给工人讲课，首先讲工人二字，两者合并为‘天’字，能人多力量大，天大困难都不怕，只要团结，就能打天下，坐天下，像苏俄那样，‘工人祖国’就会到来。这些通俗易懂的教育，工人们容易接受。经过我们各方面的努力，一部分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结合起来，涌现出一批党的工运干部。工人运动有了领导，就逐步开展起来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北方工人运动，是在中共北方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永远开除党籍

1930年，在白区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些干部，以何孟雄 (省委常委、负责军委和农委工作)、王克全(省委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可以影响江苏省的党组织；二是工会的一批干部，以罗章龙 (中共中央委员、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史文彬(中共候补中央委员、铁总执行委员)、徐锡根(中共中央委员、上总委员长)为代表，可以左右工会系统的一些组织。这两股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形成较为有力的反立三路线的“反对派”。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逼迫下，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局的工作报告。米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全会通过了米夫等起草的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强调“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重新审定中央政治局成员，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了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从而使“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据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郁后来写的《自传》讲，他参加了四中全会，“希望四中全会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解决目前党的一些实际问题”。可是，米夫和王明采用了一手遮天的做法，宣读了他们起草的决议。尽管罗章龙、何孟雄、史文彬、徐锡根、王克全等10余人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会后，陈郁回到“海总”，让秘书陈修良以海总党团的名义起草《申明书》，反对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妇委书记的张金保说，四中全会上，江苏省委的代表和全总、海总、铁总、纱总的代表曾集体退席表示强烈反对。
四中全会后，米夫马上找反对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谈话，并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 (中央一个重要机关所在地)的花园楼房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米夫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首先“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接着便杀气腾腾地讲:“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

罗章龙反对米夫以“老子党”自居的独断专横作风，使他和四中全会的中央的矛盾更加尖锐。花园会议刚结束，他们就酝酿成立个非常委员会组织，来集中领导反对米夫和王明的斗争。

1931年1月17日夜，由何孟雄主持在上海东方饭店 (旅社)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进一步反对王明的斗争。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江苏省委和工会的代表。由于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请柔石等5位青年作家也参加了会议。罗章龙本来是要到会讲话的，但临时有别的工作，未能出席。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租界工部局包围会场，并把与会者捕去。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键等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

东方饭店会议后4天，即1月21日，罗章龙等17人签名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分发到工会等系统。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内部刊物《实话》自第6期起，连载文章，集中批判罗章龙，说“在罗文虎起草的各种文件和他发的反革命小册子中，说中共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不正确，主张推翻整个领导，这正和陈独秀取消派一样。”

罗章龙等人的党籍已被正式开除，更加激起了他们对王明控制的中央不满，遂于1931年1月底组织了“中央非常委员会”。陈郁当时参加了这个组织，但当王明等人逼他悔过时，他马上于2月3日写了《声明书》，说“我所犯的错误是对由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表示不满”，声明退出“非常委员会”。据张金保追记往事时说，我1931年3月参加了“非常委员会”，当时“主任是曾担任过陇海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参加全总核心领导工作的孙仲毅，宣传部长罗章龙、组织部长李振慨、秘书长刘子载。金泽霖担任秘书，我被安排为女工部长。非常委员会的常委还有史文彬、韩俊等。”张金保接着说:“1931年5月，大家撤了孙仲毅的职，推举我担任非常委员会主任。由于困难重重，我们经过开会决定，于1932年2月13日，自行解散非常委员会，把它的基层组织全部交给了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一方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另方面自己也受到他们的打击排斥直至组织处分。毛泽东后来说:“罗章龙是湖南人，我跟此人相当熟悉。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1933年4月10日，罗章龙在上海大连湾路天后宫总商会图书馆被捕。

罗章龙被捕后，谁来营救他呢?父早病故，弟章风 (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已牺牲，家财已被国民党抄空，只有他的同乡同学李梅羹 (时德国洋行职员)，一再访托老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头面人物汪精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罗章龙和汪精卫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2人出面保释。他俩认为罗章龙已被共产党开除，保罗出狱可再为国民党工作。由于蔡元培、汪精卫作保等原因，罗章龙坐牢近l年后被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罗章龙虽经向组织申述仍未恢复党籍。作者:冯晓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