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的原因之一，是因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在处理军队一般工作时，为照顾林彪的身体，有些事情直接去请示毛泽东。林彪认为罗瑞卿是故意越过他，疏远他。
本文摘自：《贺龙的非常之路》，作者：顾永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组织，经毛泽东审定同意的。
它把《海瑞罢官》这部戏剧，硬同为彭德怀翻案联系起来，于是就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并对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大加讨伐，并抓他的“后台”北京市主要领导彭真。
11月，正当地方上大肆批判《海瑞罢官》，抓吴晗“后台”的时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林彪也正在加紧进行一场倒罗瑞卿和抓他后台的活动。
按照林彪的旨意，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组织批判斗争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
11月31日，批斗会议将要结束，会议的主持人来到贺龙的办公室报告：“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斗萧向荣，而他的后台是罗总长。”
贺龙听后问道：“有什么根据吗？”
“有。
一次某国家的国防部长来我国访问，接待单位为他安排了一些打仗的影片，而这位外宾不喜欢看打仗的片子。
罗总长知道后就说：‘不爱看战争片子，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总长说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是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那位主持人答道。
贺龙听罢，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回答很不满意。
这与地方上正在进行的把《海瑞罢官》同为彭德怀翻案硬拉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因此，他又问道：“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主持人回答。
贺龙与罗瑞卿相知甚深。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认识的。
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第二兵团政委期间，曾多次指挥部队同贺龙指挥的晋绥军区部队并肩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9月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贺龙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罗瑞卿是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从此，贺龙同罗瑞卿工作联系更加密切，而且对建军治军的思想基本一致，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彼此了解也更加深了。
贺龙不相信罗瑞卿会做任何有损于党和军队的事。
总参谋长反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这种大帽子怎么能随便往罗瑞卿头上乱扣!因此他非常严肃地对来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
罗总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
过了两天，批萧会议的主持人于12月2日又来找贺龙了。
贺龙让他坐下说话。
谁知他一落座就哭了起来。
贺龙秉性刚直，豪爽，不喜欢婆婆妈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因此，他很不满意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讲嘛!”“贺总，就是前两天向您报告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出会议简报了，在简报中还是要写明萧的后台是罗总长，你看怎么办?”
主持人说。
贺龙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吗!”主持人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说道：“贺总，你上次的指示，我回去向大家传达了，但不解决问题。”
随后，他进一步问道：“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有问题?”
贺龙认为，罗瑞卿是党和国家的栋梁，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
他为了对党和国家负责，为了不让罗瑞卿这样的好同志受冤枉，便不顾个人的安危，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你的话能不能传达?”
“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
他这样一表态，“贺龙是罗瑞卿后台”就成了铁板上钉钉，这正是林彪想得到的。
不久，贺龙也将大难临头了。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委的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但是，林彪身体不好，无法坚持工作。
1962年3月起，林彪因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副主席身上。
1963年5月，林彪让叶群通知军委办公会议说：他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军队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同志放手去做工作，不要等他的指示。
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大胆去做，由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示主席、中央决定。
毛泽东于9月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正式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与会的中央政治委员一致同意。
从此，贺龙成了真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对中央这个决定，林彪不好公开反对，但他认为贺龙夺走了他手中的兵权，所以心中万分不愿意，并对贺龙产生了强烈的嫉恨。
由于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两人兵权在握。
因此，林彪考虑，他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先打倒这两个人，重掌兵权。
于是，从批斗萧向荣起，有预谋、有步骤地迫害罗瑞卿、贺龙的活动开始了。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立即到上海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按以往惯例，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事先要把开会的时间、内容先通知与会者，将会议有关文件资料送大家阅读，准备意见。
而这次却一反惯例，对中央要在上海开常委扩大会议，什么内容，事先没有给贺龙透露一点消息，所以他感到很突然。
动身前，秘书请示他要准备什么材料，贺龙考虑前不久，中央发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指示，这次上海会议可能与战备工作有关，于是他让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
12月8日，贺龙到达上海，会议已经开始。
这时他才知道，此次会议是要揭发批判罗瑞卿。
贺龙下榻在兴国路一号，与刘少奇住处相距很近。
开会当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前来拜访，恰好李井泉也在。
大家寒暄过后，不由得把话题转到这次会议上来。
刘少奇问：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
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也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
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
李井泉回答：“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其实，这次会议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对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干部事先都打了招呼，惟独瞒着贺龙和罗瑞卿本人。
也可以说，对他们两人是“突然袭击”。
因此，贺龙一到上海，听说这次上海会议是专门揭发批判罗瑞卿，他不禁想起了一个月前，林彪策划批判萧向荣，抓萧向荣的后台，会议主持人一再让他对罗瑞卿表 态，他公开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等等前前后后的情况，敏锐地察觉到情况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预感到这次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自己。
但他又想，自己光明磊落，没有和罗瑞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心中很坦然。
更使贺龙想不到的是，就在让他对罗瑞卿问题表态的同时，1965年11月30日，叶群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写的11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告罗瑞卿的黑状。
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班子要夺军权”等等。
毛泽东相信了，便于12月2日指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
这个批示，肯定了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这一套。
于是，林彪就拿着这把“尚方宝剑”，谁要对他的“突出政治”稍有不同看法或疑问，就把他们打成“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予以打倒。
凡是有政治野心，搞阴谋诡计的人，皆生性多疑。
林彪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的原因之一，是因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在处理军队一般工作时，为照顾林彪的身体，有些事情直接去请示毛泽东。
林彪认为罗瑞卿是故意越过他，疏远他。
其实，罗瑞卿也是按照林彪的意见工作。
因为林彪曾让叶群向办公会议传达过他这种意见。
然而，这完全是林彪耍的政治手腕，谁真要这样做了，他就恨谁。
更使林彪不能容忍的是罗瑞卿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工作联络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怀疑他们暗中活动，夺了他军权。
罗瑞卿知道林彪多疑，曾当面向他解释：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让贺老总多管点军队工作。
谁料到越解释越引起林的猜疑，他居心叵测地对罗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可见林彪对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多么的嫉恨!这次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
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揭发诬陷罗瑞卿的材料，然后进行所谓“背靠背”的揭发。
直到12月11日，才用专机将当时正在昆明军区视察的罗瑞卿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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