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三个让人震惊的身份，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而且还是中国呼吁“计划生育”第一人，他叫邵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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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1921年加入共产党，但是，在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1926年，他就转入了国民党，而且转之前还征求过瞿秋白的意见。所以，他不能算是叛徒。
解放以后，邵力子一直住在东四五条，为人低调，深居简出。不过，由于他在国共谈判中作了不少贡献，被毛主席称为“和平老人”，由此可以看出，邵老先生生前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邵力子曾语出惊人，他回忆西安事变时说，他差一点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提前爆发。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蒋介石张学良矛盾激化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谋划，将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但因为尚有部分准备工作，日期并未决定。然而，12月8日，时任陕西省省主席的邵力子，却和杨虎城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邵力子与曹聚仁一个是方面大员，一个是驻军首脑，邵杨二人关系不错，见了面谈几句话本来不算什么。杨虎城也顺便试探邵力子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但是邵力子的回答让杨虎城胆战心惊。
邵力子对杨虎城说–我担心可能发生类似日本二二六事变的事情。
二二六事变，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与西安事变的情况颇为相似。
这句话出来，杨虎城大吃一惊–难道有什么东西暴露了？他和张学良的谋划十分周密，连共产党方面也不知道（共方是12月13日接到刘鼎的电报才了解此事）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然而，这个邵力子怎么会如此回答呢？
此事事关重大，杨虎城虽然刀客出身，胆大心细，也不禁吓得把手中的纸烟落在了地上。邵力子当时看到杨虎城色变，但并未深思。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才对这一幕回忆起来，明白自己差点儿造成了大麻烦。
邵力子属于国民党中央派到陕西掺沙子的人物。杨虎城被他一吓，疑神疑鬼，第二天因为一个误会，认为东北军瞒着他已经动手，竟派警卫营将中央大员们看戏的励行社剧院团团包围，连张学良也围在里面。幸好误会迅速解除，杨的补救手段不错，赶紧自己也赶去看戏。励行社中的国民党大员们看完戏一看，周围都是实枪核弹的西北军官兵，还纷纷夸赞十七路军布置的警戒真是漂亮--废话，准备抓你的阵势，能不漂亮吗？
这样，西安事变最终还是按照张学良的安排，在12月12日发生。
看到这里，网友们一定很好奇，邵力子跟杨虎城说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邵力子担心的是东北军下层发动兵变。蒋介石此前曾到王曲东北军的军官训练班进行训话，蒋介石训话一向外行，有听完委员长讲话后崇拜顿消的说法，这次也是一样。尤其是蒋特别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话题，所以东北军少壮派官兵当场就用集体在地上蹭脚的方式表示不满，以至于合影最后都没有作。第二天，东北军中有人扬言武装反抗。
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统驭，也的确有时候不那么可靠。1935年11月，张赴南京开会，临走一再交待军事上不要做任何行动。结果他一走，军长董英斌就调整前线部署，结果107师牛元峰所部被红军徐海峰部全歼，106师也遭到重创。急得张学良连夜飞回西安，因为中途大雾，一直降到200米高度飞行寻找地标，差点儿迷航丧命。
所以邵力子的意思是和杨虎城交换一下意见，如果东北军少壮派挟持或者绑架张学良，需要早作准备。
不料却是无心插柳，差点儿把杨虎城吓坏。
邵力子先生讲，西安事变后，由于他和蒋百里都是支持张扬主张的，蒋介石一度怀疑他与张杨为同谋。还在被押期间，蒋就在接见邵的时候反复询问–“他们做得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邵老实回答不知道。事后才知道蒋也同样问过杨虎城，杨答知道，从此陷入深渊。说来也是颇有些后怕的。
呼吁“计划生育”第一人
说起计划生育，谁都知道有马寅初的功劳，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早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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