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诬“日本间谍”的幕后黑手是谁

王明倒台后他和康生炮制的“汉奸”事件似乎也不了了之了。斗换星移，随着武汉失陷，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流亡入川，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法庭上打官司了，而现实也没有再给他“算总账”的机会。这桩莫须有的冤案，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一下子切断了陈独秀与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脐带，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家从此告别了政坛。

左，被推举为中国托派领袖、但对托派抗日主张不满的陈独秀；右，国际托派领袖托洛茨基

这起“汉奸”事件起因是党内"托派"的斗争。所谓“托派”，全称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因该派领袖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长期对立而得名。在抗日问题上，托洛茨基主张民族革命要从属于阶级斗争，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向蒋介石做任何妥协。因此，中国托派也跟风主张，“拥护战争，不拥护国民党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国内革命”。换句话讲,就是，即不反对抗日，但坚决反对联蒋抗日。

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一致对外，国共合作有利于抗日，是显而易见的。但托派坚持“阶级斗争”高于“民族革命”。这是他们当日指责延安“以抗日为借口，……屈膝于国民党面前”、“红军改编是把红军变成民族爱国主义的工具”的主要理论依据。托派认为，延安联蒋抗日，已是“彻底投降”、“自觉的叛卖”、“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相当荒诞；但在当时，却也曾有过一些市场。

“托派”的这种主张，所产生的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曾当选为“中国托派”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欲公开表示要与托派脱离一切关系。自1931年当选总书记以来，陈就没完没了地与托派内部鼓吹“工人没有祖国”的狂热年轻人论辩，但毫无效果。1932年，陈独秀入狱，1935年，狂热分子背着陈改组了托派领导机构，并把陈开除出托派。

虽然托洛茨基仍坚持“中国托派”必须与陈独秀合作，但出狱后的陈，目睹中国托派们在民族将亡之际，“还将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同等的敌人，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自以为最革命”，故绝然托人，要求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公开声明“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延安方面，在抗战初期，也对“托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被共产国际指为“杨虎城身边的托派分子”的张慕陶，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支持东北军少壮派杀死主和派将领，对南京开战。延安《新中华报》遂刊文《托派张慕陶等阴谋企图破坏和平统一》，指责张“亟待挑拨内战，帮助日寇”。

按共产国际的立场，延安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竭力企图破坏和平调整中共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挑起一切内部冲突，以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必须仔细审查党的机关、红军等周围的人员，并对可疑分子和挑拨分子采取必要的措施。”事实上，共产国际当日也正在审理“反苏托洛斯基平行总部”一案，该案的最终定性是：托派分子“答应帮助日本侵占中国”。

这种定性模式，为从苏联归国的王明、康生等人处理中国托派问题，提供了模板，为陈独秀冤案创造了条件。王明将托派称作“托匪”，与“汉奸、敌探”并列，指责他们“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是中国抗战“目前最大难关”；康生则发表文章，称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人组织“托匪中央”，与日本合作，承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接受日本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劣迹斑斑”的张慕陶，则被定性为“日本侦探”。

不可否认，中国托派当日的主张不利于抗战，确有批判的必要。但由王明等人兴起的“肃清汉奸托派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很多人被错划为“托匪”而蒙冤，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事实上，当日的“肃托”，将早已脱离并长期批评托派的陈独秀划为托派领袖，已属荒诞；将虽主张杀掉蒋介石，但并未加入托派的张慕陶，当成托派典型批判，则可窥见“肃托运动”扩大化的缘由——西安事变期间，延安方面，亦有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这些人虽与托派毫无关系，但却可想而知其在王明的“肃托”运动中的遭遇。此外，将托派定性为“日本间谍”，同样也缺乏依据。

总体而言，托派“工人没有祖国”、“反对联蒋抗日”等主张，确实不利于抗战。但据1938年的一项统计显示，托派势力已相当衰弱，其组织成员已不足50人。1937年情形或许要稍好一些，但其实质影响力仍可忽略不计。王明归国后，在这个问题上大动干戈，显然与其个人欲积极迎合共产国际，以巩固个人权位，有很大关系。为此，王明甚至向斯大林打小报告，诬蔑毛泽东“也是托派”。

后来王明倒台了，王明、康生炮制的“汉奸”事件似乎也不了了之了。斗换星移，随着武汉失陷，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流亡入川，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法庭上打官司了，而现实也没有再给他“算总账”的机会。这桩莫须有的冤案，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一下子切断了陈独秀与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脐带，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家从此告别了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