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7日至14日，“皖南事变”爆发。一开始，中共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国民党进行全面反攻。
毛泽东考虑推翻蒋介石
最早提出军事上对蒋采取反攻措施的，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代指挥陈毅。1月12日，在皖南新四军即将被歼灭的最后时刻，刘少奇、陈毅致电延安，建议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1月13日，延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同意刘少奇、陈毅2日电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一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我在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1月14日，毛朱王再次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对此，1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说：“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23日，他致电在前线的彭德怀：“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动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中共中央修正军事对策
但也有人对军事上采取攻势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忧虑，刘少奇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在这之前，尽管也提过全面反攻的建议，但在这个电报中，刘少奇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说：就全国局势而言，“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刘少奇建议：我党应主要是在全国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中共中央关于对蒋介石实行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的对策，也为共产国际、苏联所反对。中共中央在坚持政治上仍取攻势的同时，对军事大反攻的提法作了修正。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对军事对策，改提为“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当然，此时在中共中央的主导思想上，仍是政治上反攻与军事上积极准备反攻双管齐下。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军事方面暂时仍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蒋介石积极寻求与中共妥协
就在中共斗争策略开始酝酿转变之际，由于日军的强大军事进攻，及国内对皖南事变的强烈谴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基本处于防御地位，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寻求与中共妥协。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国民党军队反击，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东移，使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结束。1月底，蒋介石抓住时机，找周恩来、叶剑英，表示希望恢复国共谈判。
中共虽然强调了政治上继续采取攻势，但实际上对国民党的缓和态度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对国民党实行了让步。双方终于度过了皖南事变后激烈对抗的危险期，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大局。（本文由快乐老人报摘编自《中共党史研究》《安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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