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当周恩来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惟一能说的日本话是Konnichiwa，即“午安”。
1917年9月下旬，年仅19岁、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以优良的成就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踩上东渡日本的求学之道。临行前，他留下了一首喜闻乐见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首诗酣畅淋漓高地表达了他救国济世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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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里，周恩来决心终身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18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待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1917年9月到达日本。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待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4000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做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恩来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恩来进行赞助的那些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恩来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周恩来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做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洋洋。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惟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待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日本的敌对，促使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新中学会，相集研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把中国从这两者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学会并为该学会撰写宣传稿件。1918年5月，中国学生在神户一家中国餐馆秘密集会，抗议日本让中国政府派军队去西伯利亚的要求。集会被警察驱散了，而中国学生中的“返乡”运动却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力量。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次，当地警察署长在讲话中使用了侮辱中国的语言，为此中国学生宣读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议书，使该警察头头不得不赔礼道歉。周恩来当时作为集会的3个组织者之一，亲自作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演讲。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低潮的时候，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受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欢迎。周恩来和大家一样，无比喜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及他的同志们的消息。
正如周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做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周恩来旅居在亚洲当时惟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1971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1955年，当周恩来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惟一能说的日本话是Konnichiwa，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周于1919年5月离开了日本。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30美元钱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提高博客整体可读性，本博客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感谢并希望个别博友不要恶意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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