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胡乔木为何请求面见主席

文革爆发后，胡乔木想到自己脱离中央政治生活已经5年，现在回北京投入运动，心里实在没底。好在主席就在杭州，胡乔木遂修书一封，请求面见主席，聆听教诲。

本文摘编自《胡乔木传》，著者：胡乔木传记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1966年春节前，胡乔木到上海疗养。医生针对他头痛病时常发作、脑病又有逆转的状况，建议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音乐疗法，调节情绪，怡养身心，以利康复。上海接待部门安排，让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来教他弹扬琴。可是，政治形势的发展不可能让胡乔木在丝竹管弦中怡然自得。

借手头工作探知毛泽东态度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准备。会上，毛泽东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胡乔木担任过多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大以后又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对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听说主席有这样的批评，心情极其沉重。

4月初，胡乔木从上海返回杭州。正是清明时节，春雨淅淅沥沥，下得烦人。他感到需要同主席有所沟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其时，胡乔木手头正在为即将再版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做整理、修订工作。1963年12月第一次出版《毛泽东诗词》注释本，编辑工作就是由胡乔木主持进行的。现在，再版的整理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但关于正文和注释，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作者本人定夺。于是，胡乔木在4月5日致函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诗词》注释本中“两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的处理意见。

过了四五天，胡乔木就得到毛泽东的批复。在他给主席的那个信封上，胡乔木看到了久违了的主席的笔迹：“已阅，退乔木。”毛泽东对胡乔木根据总政治部几位同志的建议、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写成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作背景的注释，作了重要增补；对《水调歌头·游泳》《七律·送瘟神》两处诗词正文，作了更动。对这些，毛泽东批示：可以。

从毛泽东的批复来看，他对胡乔木的态度并无异常。这使胡乔木感到欣慰。但形势的发展，又使他不安。

意识到自己“已是戴罪之人”

1966年4月9日至12日，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胡乔木还在养病，没有与会。从会议文件，胡乔木了解到巨大的政治变动。

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最近3次谈话。毛泽东批评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次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通知由陈伯达起草。二、拟决定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书记处会议期间，4月10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这个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后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胡乔木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他在30年代当过文总党团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领导中宣部和文艺界工作。毛泽东关于“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这样严厉的申斥，文艺界“黑线专政”这样严重的批评，“三十年代文艺”是这条黑线的三个源头之一的判断，胡乔木不是首当其冲吗？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戴罪之人了。新成立的文件起草小组又是以素有隔阂的陈伯达为首，极左的势力占了上风，前途难卜啊！

“文革”波涛汹涌而来

中央书记处会后，毛泽东于4月16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讨论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向全国发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号召。

为贯彻落实杭州会议精神，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从这个《五一六通知》，胡乔木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正汹涌而来，势不可当，深不可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浪头吞没的，竟是他的挚友田家英！

田家英在家中自尽

1966年5月22日下午3时，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地，宣布中央决定：田家英一贯“右倾”，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决定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干部会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宣布了田家英一条吓人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条罪名是江青给加上的。关锋和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田家英没有把毛主席12月21日谈话中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那段话整理到记录里去。田家英宁折不弯，第二天上午就在永福堂家中自尽了……

等待着胡乔木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厄运呢？

1966年6月1日，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在全国点燃起来。胡乔木在杭州西湖边的谢家花园再也待不住了。他向中央提出，结束休养生活，回北京参加斗争。不过，想到自己脱离中央政治生活已经5年，现在回北京投入运动，心里实在没底。好在主席就在杭州，胡乔木遂修书一封，请求面见主席，聆听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