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告诉李仲林，毛泽东看了3次《宝莲灯》，最后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流了眼泪。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说，像二郎神这样的人是不能容忍的，他摧残了人间的爱情。
李仲林在新中国舞坛上的地位，是由《宝莲灯》和《小刀会》奠定的。
1953年我和李仲林一起参加了华东赴朝慰问团。回国后，仲林怀着满腔热情创作了舞蹈《战斗在朝鲜》，此剧在上海连演40场。
1955年北京舞蹈学校开办编导训练班，组织上派仲林前去学习。这个舞蹈编导训练班可谓舞界最高学府了，有顶级的导师，还有苏联专家查普林。毕业时要交一部作品，仲林从小喜欢京剧，对京剧剧目也比较熟悉，特别是《劈山救母》。仲林对该剧的母子、夫妻、父子、幻想中的人与神之间的爱格外垂青。这种情感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时常泪流湿枕地思念亲爱的烈士母亲，对革命家的父亲也是深深地敬爱。于是24岁的仲林，灵感涌动，构思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的提纲。他先对专家查普林一说，查听了十分感动，连声说“很好”。随后他邀请同学、诤友、青年舞蹈家黄伯寿共同编导。学校领导十分重视，派了最优秀的舞蹈家赵青、傅兆先、刘德康、孙天路、方伯年、陈华等加盟演出。这些演员充分体现了编导意图，演出效果非凡，顿时轰动了首都和全国舞蹈界。多家新闻媒体给予宣传报道。
1957年的一天，李仲林正满头大汗加班加点地赶排他的得意之作《宝莲灯》，突然，一阵冷风横扫，他被打入另册，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天天遭受无情的批斗。仲林是个乐观主义者，个性开放，对人对事光明正大，说话时嘴上没个放哨的，想到啥脱口而出。言多必失，有人检举他“骂某校长是流氓”。某校长是党支部书记。在那个时代，一上纲就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而这又是定“右派”最重要的一条。别的右派就一个任务——挨批挨斗。而李仲林则是挨批挨斗的同时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先排舞剧，后挨批斗，批斗过后写检查、交待反党罪行。但是，他拿着笔竟写不出一个字，悲痛的泪水流个不停。
黄伯寿真是男子汉!那天在批斗会上，他站出来说：“我能说句话吗？”主持会议的说可以。于是黄伯寿大声说：“我天天和李仲林在一起，从来没听见他骂校长是流氓。骂校长流氓的是我黄伯寿!”一语惊天，全场愕然。主持会议的领导立即宣布“散会”。
不久后李仲林脱去了右派帽子。他为在这种时候黄伯寿敢冒风险站出来为自己两肋插刀并“领罪”，非常感激。现今他回忆说，“这种正义和正直使我终身难忘”。一场风波过后，《宝莲灯》舞剧和李仲林同时一鸣惊人。
仲林说，毛主席非常喜欢看《宝莲灯》，张玉凤告诉他，老人家看了3次《宝莲灯》，最后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流了眼泪。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说，像二郎神这样的人是不能容忍的，他摧残了人间的爱情。毛主席还交待张玉凤，要张玉凤把他看戏的意见告诉李仲林。 据《世纪》作者：孙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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