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毛泽东为何要让张闻天当书记

6月16日，习近平到贵州遵义考察，并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深远意义已为世人共知。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有关。

韬光养晦，留住“青山”

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被党中央总书记博古捧为 “太上皇”，军事问题全由李德说了算，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几乎已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他心里完全清楚李德、博古等人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他采取“静观”的态度，没有公开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知道，在党内“盲崇”共产国际盛行的情形下与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李德正面交锋是“鸡蛋碰石头”。此时的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未真正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

由于毛泽东的“冷静”，使其有效保存实力，青山依旧在。

避其锋芒，蓄积力量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长征途中，毛泽东始终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争取他们的支持。李德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 ”但博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

在遵义会议后，吴黎平（即吴亮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曾问毛泽东：反“左”倾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如果早一二年前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 ”

抓住“战机”，一锤定音

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泽东的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工作，毛泽东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峰。相反，在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2万多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了。

这时的毛泽东已41岁，是人生中最风华的阶段。沉稳、睿智，“出招”犀利、果敢。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明等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不能打着共产国际的指示遥控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已解决自已问题的最好时机。几十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1934年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因此，毛泽东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上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由于会前做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同志。以后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 ”毛泽东毫不留情，不给“左”倾错误领导者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瞻远瞩，善谋团结

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其红军更加团结，不出现分裂。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达到坚决解除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的目的。领导权解决了，其他事情以后自然就能解决。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

毛泽东让作风民主的洛甫（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是毛泽东在夺权，又能使自已的正确主张能够得到实施。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直到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摘编自老年生活报作者:刘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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