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可就是这样一位被毛泽东钦佩的人,后来却几乎跟毛泽东反目成仇,成了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
胡适这个人既具有中国忠恕，儒家讲这个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的这种绅士的修养，他从来不恶语伤人，从二十年代开始，青年学生、左派作家不断地用各种非常激烈，恶毒的字眼来骂他，他从来不回骂。鲁迅写那么多骂他的文章，他从来不回答，共产党这么批判他，他也没有对毛泽东对中共讲非常难听的话，我的记忆中胡适讲的可能最令毛泽东生气的一句话，他有一次答记者问，记者说，说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做事，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胡适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完了他下面加了一句，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后来他肯定肠子都悔青了。他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所以后来中国这个一般老百姓除了跟胡适有过接触，读过胡适的书的一些老一代的人以外，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都是批判，批判运动中，批判运动所塑造的那个胡适形象，卖国，买办文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战争罪犯，战争鼓吹者是这样。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战策略，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努力争取的。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没有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都没有听。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后笑拒了。这样一来，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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