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后来说自己当时说话“肆无忌惮”。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的确如大平正芳所说，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才正式完成，池田对未能在周恩来生前达成签约的嘱托，始终耿耿于怀。
在日本宗教界人士池田大作的作品《新。人间革命》第五十一章中，这位曾经亲身经过了中日建交过程的历史人物，以“山本伸一”的笔名代替自己，记述了记忆里面，中日和约签署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几十年后读来，依然颇有恍如昨日的感觉。
1972年，随着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但由于双方始终没有签署和约，中日关系并不稳定。日本方面称此时双方之间只是建了一座“吊桥”而已，只有通过签署和约，才能够从法律上确定双方的关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点，中方看得十分清楚，1974年池田大作在北京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曾希望他尽力发挥影响，以便早日促成两国和约的签订。池田一直把完成这份嘱托视为一种“信义”，所以，他将这一章的题目叫作“信义之纽”。
有趣的是，在池田的作品中，所有涉及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段落，一律不呼名，而以“周总理”代之，笔触之间的亲切和恭敬依稀可辨，对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却直呼其名。以池田大作在日本的社会地位，这种写法始终如一，颇有些耐人寻味。在池田八十大寿，他担任名誉会长的SGI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刊登了赵茂峰所书的一幅“寿比南山”。赵茂峰何许人也我这个中国人也不大清楚，还要看条幅下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赵是“周总理，邓颖超女史的秘书”。联想到每次在日本办展览，池田大作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放大照片总在最显眼的位置，池田先生对当年能够与周恩来总理交往感到的得意和重视，即便在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辨。
甚至有些不喜欢池田的日本政治家攻击池田，说他的政治手腕都和周恩来当年如出一辙，认为他是伪装极好的共产主义者。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池田是宗教界人士，和共产党应该不沾边。然而，明知道表现这种感情对自己毫无好处，依然如此执著，池田的性格，和周恩来当年的魅力，都可以让我们浮一大白了。
对于中日双方是否应该尽快签署和平条约，日本朝野一直争论不休，总的来说，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得太近，对当时刚刚走出美国占领阴影不久，还十分谨小慎微的日本社会来说，疑虑重重。“拖”就成了当时的主流。
尽管在签署和约问题上，池田对当时担任藏相的大平正芳寄予很大希望，大平正芳也确有此心，但他对此事前景并不乐观。大平正芳曾表示，即便将这件事列入议事日程，恐怕也并不容易通过，他的看法是“和平条约肯定是要签的，但是恐怕需要一些时间。日中之间实际上是‘日日问题’，也就是一些不支持中日友好的日本政治势力从中作梗。即便是三木首相（当时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能够支持，我们恐怕还是处于劣势。”
这时候，池田说出了他的意见--“这件事国民会支持的，他们会有所顾忌，所以我们的力量并不在劣势。”池田是从当时日本社会极端厌战，渴望早日建立和平国际环境的角度说的，一席话让大平放心了许多。事实上，当这个条约正式进入审批过程，日本的政界的确没有给与太多阻拦，毕竟在选举时代触犯众怒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说大平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摆脱开日本传统的“派阀政治”习惯思维。
池田后来说自己当时说话“肆无忌惮”。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的确如大平正芳所说，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才正式完成，池田对未能在周恩来生前达成签约的嘱托，始终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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