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勤叛逃经过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A[1] （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IIA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今首尔）K16基地。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IIA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覆的演练。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A，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A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后来韩国将飞机交还中国，而孙天勤则于1983年8月24日抵达台湾[1] 。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6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已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王学成叛逃经过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了。
座机：苏系血统，身世不凡
王学成叛逃后，台湾针对祖国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特别是对第一次被劫持到台湾的歼-5型战机津津乐道。其实，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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