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胡耀邦1976年12月8日
胡伯伯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刚进学校时，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苦恼。
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给我精神上极大的震动。上高中时，我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感到困惑、迷惘。对照雷锋的事迹，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选集》教导我：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我认定，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现在回想起来，36年前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带有极“左”的成分，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
在北大，我与胡德平是同班同学，平时很谈得来。1963年5月，我对德平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告诉我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快写，我们一起下乡去。于是，我给胡耀邦伯伯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兴，但对我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我回答。
这时，我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陆平校长专门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伯伯产生了影响。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凉水！”他要我们安心在学校学习。我们和他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证明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被打倒的胡伯伯说对毛主席“我要愚忠”；对理想、学说、事业仍然执着
5年以后，我第二次见到胡伯伯。那时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虑不安的外婆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开始我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胡伯伯。他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在那里劳动很长时间了。
胡伯伯关切地问起我和北大的情况。这时我已经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即将离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我苦闷、彷徨，当时的思想状况，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样，面对胡伯伯，我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在那个时候，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但胡伯伯却痛痛快快地和我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了。我要愚忠！”
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我畅谈起理想、学说、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两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
那时，我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以及林彪的“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站队站对了，一切都对了”
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怀疑，但对毛主席却仍然由衷地崇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当时的心境，正和李白这两句诗描述的一样。与胡伯伯的这次见面，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好像见到了岳飞、文天祥一般。他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铭刻进我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我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伯伯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支撑我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从此我在心中把他当作我的精神导师。
九大以后，当时的中央要他揭发邓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让他写一个“深刻的
”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我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希望能有机会发表，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诉我，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
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伯伯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做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同志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我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伯伯对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作者:胡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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