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倒台，王光美家族都掘地九尺，红卫兵从王光琦家中搜出周恩寿与两位教授的来往证据，王光琦和两位教授马上被揪斗，其中一位教授不堪凌辱而自杀，这还没完，红卫兵又把诬陷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近年来境外一些周恩来研究者找到了一个很有蛊惑力的史实，那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曾经亲自下令批捕过他的弟弟周恩寿。这在西方人看来的确不可理解也不近人情，凭借周恩来的资历、在党内的威望，保护一下蒙受冤屈的胞弟应该并不困难，但他还是“下手”了，把弟弟送进了监狱。这对于贬损周恩来的人格是一个重磅炮弹，因为他们也感觉到，对中共领导人下手最困难的是周恩来。从政治智慧、人格魅力、不谋私利、民众威望，都难以找到让人信服的论据，这件史实却可以反复炒作，那就是周恩来为了政治缺少人情，对弟弟都可以送进监狱。
这种误解来源于对中国特殊政治年代的残酷性缺乏基本了解。
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比他小6岁，出生于淮安，字同宇， 1918年14岁时随父与长兄恩来，先后在沈阳、天津求学，1921年和长兄周恩来一样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受长兄影响，周恩寿也参加革命，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他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寿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通缉，为了躲避迫害匆忙逃离，几年间东躲西藏也就脱离了党组织，1928年前往吉林伯父处谋职，任吉林海拉尔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但周恩寿对革命依然向往，1928年初，兄嫂周恩来、邓颖超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经大连遭日本水警盘查，被迫折返吉林。周恩寿随机应变掩护长兄嫂，并陪同到哈尔滨脱险。抗战胜利后，周恩寿在北平与长兄恩来见面，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周恩来嘱李克农、赖祖烈交其一笔资金，到天津做生意，为当地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和医药，继续为地下党提供掩护以及经费和药品。1947年9月在天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除供认是周恩来胞弟外，没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情况。同年12月被南开大学教务主任伉乃如(曾是恩来化学老师)和常策欧(是恩来的南开同学)保释出狱．继续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和工作。
解放后，周恩寿的职务很低， 1950年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任北京钢铁工业局科长，最高只是在1959年担任内务部专员。
从周恩寿的履历看，一是清楚，二是对革命有过贡献，三是虽然因被通缉脱离革命队伍，但并没有做有损于革命的事情。
周恩寿做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和要好朋友凑在一起也难免谈到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违反经济规律，其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就是好朋友之一。刘少奇一倒台，王光美家族都掘地九尺，红卫兵从王光琦家中搜出周恩寿与两位教授的来往证据，王光琦和两位教授马上被揪斗，其中一位教授不堪凌辱而自杀，这还没完，红卫兵又把诬陷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江青拿到当然很得意，这个凶神恶煞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立即专政，“痛打落水狗”。但他表面上要给周恩来一点面子，同时也给周恩来一个难堪，让周恩来保护不行，不表态也不行，这个30年代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批示：请总理阅。
短短几个字，分量很重，谁都知道江青的特殊身份，谁都知道她整人不眨眼。周恩来像很多文革中遇到的事情一样，非常为难，但他做出一个让江青和中央文革都目瞪口呆的行动，亲自批示把弟弟送到监狱审查。西方人和当今中国的年轻人都会疑惑，何必送到监狱，大义灭亲也不该不讲亲情。但这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文革，文革中监狱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因为监狱毕竟不能打死和用皮鞭乱抽。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红卫兵冲进多少无辜的人家里，肆意凌辱，皮鞭乱抽，很多人被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少当年被红卫兵、造反派斗的难以忍受的人，都盼望能够到监狱里去。
周恩寿关押在北京卫戍区一个腾出来的房间里，每个人一个房间，还可以在走廊中走动。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寿说：“幸亏是在北京卫戍区。”周恩寿也说：“在外面就是死无对证了。”言外之意是江青等人可以借红卫兵的手整死周恩寿，然后从政治上再搞臭他并株连周恩来。
周恩寿是在周恩来去世九年后离开人世的，那些年正是人们对周恩来异常怀念的年代，但他非常低调，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也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没有走动给自己的子女跑官。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地位显赫的，因为他知道这与兄长的信念吻合。
可以想见，周恩来如果多活十年，也同样不会让自己的亲属借助自己的威信扶摇直上的。（本博客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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