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份伪造的“总理遗言”震惊了中国；三十年后，涉案人员现身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件令他们付出了青春、爱情、家庭等惨痛代价的“总理遗言”案？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一书以纪实的手法，对三十年前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进行了追忆和记述，作者根据亲身经历以及对史料的抢救和挖掘，分析破译了那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谜团，客观、公正、全面地呈现了事件真相，尽述了那个时代这一案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复杂。
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
当我哥哥袁中伟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9时30分，“四人帮”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从厂宿舍被带走。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两个公安人员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我哥后来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蛐蛐儿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1975.12.28。”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露一丁点的风声。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四届全国人大时，周总理硬撑着形销骨立的身子坚持作报告的样子，让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是谁也不敢说。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看到了小平同志上台以后大张旗鼓地改革整顿，抓革命、促生产所产生的新气象，看到了从1975年年底到1976年年初“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指完全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虽然“遗言”中也有一些对张春桥、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流淌的无以言说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他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哥哥曾经应我的要求给我画过一张关押他一年半的牢房的地图。称这地方为牢房也许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那地方位居北京城市的心脏，长安街的中心路段，全国总工会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行人若是从那里路过，绝对不会想到那样的地方会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多少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我哥下意识地朝门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时只要房间里稍有动静就会出现在那儿的瞳仁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倒是房门一下子被打开，值班的警卫战士满脸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说，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卫战士二话没说，拉着我哥就往外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像水盆倒扣。但我哥还是看清了所有的牢房门都已打开，警卫战士和被看管的犯人在漆黑中混同一片，大家都朝一个方向推搡拥挤。很快，一卷卷的塑料布运来了，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敏捷地打开塑料布，闪电般地就一个个手臂高擎，拽扯着塑料布的四只角，绷拉出一个个独立的方阵空间，犯人在尚未看清左右的情况下又已经被重新隔离开来。我哥说，那一晚的感觉仿佛不是在逃离死亡寻求活命，而好像是生死相依血肉相连，他对那些高擎着塑料布帏帐的手突然间有了一种唇齿般的心痛。摘编自《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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