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嘱托危秀英。
这些女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跟着红军大部队胜利到了陕北。但危秀英没想到，黄土高原窑洞里的炕头她还没坐热，小米粥还没喝够，她又受命由北而南，回到长征的起点，回到生她养她的江西故土，从事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卷土重来，中央苏区遭到洗劫。留下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极其艰险与困难。
而对于一位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来说，重新回到阴云密布的长征的起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1937年，危秀英秘密返回江西，跟着陈毅和刘建华在赣南打游击。
从赣江之滨的吉安到赣江源头的油山，危秀英跟战友们冲破一个又一个险关，战斗在红色赣粤边。
抗战中，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用游击战打日本鬼子。
“我们住在山上，晚上睡觉睡在大树底下。没有粮食吃，一年四季总吃野菜，冬天也吃野菜。那时，最苦的是没有盐。”危秀英回忆说。
国民党军对这支游击队恨之入骨，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双管齐下，游击队的处境空前艰难。他们不能进村栖息，野外营地也不能有固定地点，往往睡觉也得不停地转移，一晚便得折腾几次。白天、晚上均不能生火做饭，反动武装有专人负责白天看烟、晚上观火，然后循着烟火进剿。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为了向广东省委汇报情况，危秀英化装成一农村妇女，挑着一担柴火下山。行至大余池江圩附近时，她找到一个偏僻处，藏好柴刀，换上藏在柴火里的旗袍、皮鞋，梳理好头发，化装成一个女教师，然后乘坐赣州开往韶关的班车到达韶关市，按指定地点找到广东省委。
事后，她又混入广东逃往江西的难民队伍，步行回到池江，找出藏好的衣服、柴刀，化装回农妇。在半山腰，她碰到了敌人！
几个青年妇女看出她的危险来，主动拥上来，也带上捡柴的家什，簇拥着她一路说说笑笑，装成进山捡柴的模样。她们一路还故意用柴刀敲击着扁担，发出种种不同节奏的声音，显得十分自然欢快。
其实，那是探路的信号，遇有情况，知情者便会自动报警回答。这正是赣南人民在特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一种通讯方法。
还是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危秀英曾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
邓小平是因为“江西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的，而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因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那些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左”倾领导者戴上的帽子。此时，党内教条主义已增长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毛泽东以及其拥护者都受到了排挤打击，这位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一度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之外——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终被迫踏上悲壮的长征路。
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蔡畅知道后，就派危秀英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她是要让危秀英去看看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老远，危秀英就看到邓小平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颈上系一条白毛巾……“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看见危秀英，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问。
“蔡畅同志派我到这里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呀！”危秀英问：“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
“你检查啥子工作啊，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
“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嘱托她。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就让我去她抽屉里看还有没有钱。”危秀英后来回忆道，当时，蔡大姐和李富春每人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交党费，一分零用。危秀英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肉，其余的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后，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叫小平同志来。”
从省委机关所在地的七里村到宁都县城，整整7里路。危秀英几乎是跑着去买的东西。回来后，她马不停蹄，又往刚刚用两个小时跑了一个来回的邓小平劳动的地方跑去。
“秀英……”还没拐弯，后面又传来蔡大姐的叫声。
“刚才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时请转告他今天中午12点半来省委吃饭，由我和富春两人作陪。为什么要12点半来呢？因为这时大家下班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机会来我家里，吃完饭两点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啥影响，懂吗？
“第二，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道走，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我叫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限。
“第三，请交代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到我的住处，千万不要走省委前门进来，免得人多嘴杂，到时反映上去说不清。”
危秀英回忆说，小平到了后，自己就在后门放哨。那天，蔡大姐一共炒了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的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临走时，蔡畅又用罐子装满了猪肉炒大蒜辣椒、炒鱼干，用布包好送给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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