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在延安时期，人们说彭真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忠实贯彻毛泽东的路线，但他是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里就讲了，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期间，1962年1月18日发言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次日，陈伯达就发言对彭真进行指责，说：“彭真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薄一波在书中说：“他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
大跃进高潮时，彭真让崔月犁在八宝山附近的鲁谷村弄了两分地，搞试验田，我就在试验田里干过活，用最好的灌溉，最好的种子，深挖地，密植，农业专家帮助指导，但生产粮食也就是七八百斤。为什么搞这试验田？显然是彭真对大跃进的一个思考。1961年畅观楼会议，是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对大跃进以来方针、政策的反思。文革中，“畅观楼事件”成为彭真的一大罪行。
反右派时，北师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参加了章伯钧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他那天迟到了，没有说什么话。反右一开始，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称作“六教授会议”。（六教授是指：费孝通、曾昭抡、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和陶大镛）不但全国所有报纸都猛烈批判，北师大也组织全校师生大会批斗。越是他得意的门生，批判得越厉害。他伤心已极。有一天，在师大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后，忽然有人对他说：有位领导要跟你谈谈。他想，大概是要下放劳动了，要处理我了。他去到主席台后面一间小屋里，惊异地见到时任统战部长的崔月犁。崔月犁两只手搭住他的肩膀，温和地说：你以前的历史，市委是了解的；你在这次运动中有什么问题，以后也会搞清楚；你要经得住考验，保重身体啊。”陶大镛说，“那时候我已经不想活了，听了这几句话，才决定要活下去。”后来我和崔月犁谈起，崔说：有这么回事。刘仁和彭真研究，认为陶大镛解放以前是进步教授，讲授社会主义，他在鸣放中，也无出格言论，只因毛主席给定了性，市里无力挽回。我了解知识分子最重视名誉，尤其被所在的学校学生批判，对他精神上的打击一定严重。这么个有学识的教授如果一下子垮了，怎么办？怕他自杀，所以，让我做些安慰工作。当时，只能说这几句话。我问崔月犁，彭真的关照是不是大棒加胡萝卜，软硬兼施？崔说：“不能这么说。毛主席搞错了，市委能怎么办？只能私下做些挽救工作。”
1957年，毛泽东鼓动知识分子鸣放，搞所谓“阳谋”。《人民日报》社长邓拓跟不上，毛泽东骂邓拓：“死人办报”。撤掉邓拓的《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彭真却把邓拓调到北京市委做书记。这显然也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抵制。
后来，邓拓和廖沫沙、吴晗一起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发表《三家村札记》。邓拓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白开水最好喝》等杂文，讽刺了“大跃进”。文革开始，邓拓是第一个自杀的著名人士。听说他是服水银死的。水银可以使尸体笔直，表示刚强不屈。还听说，他留下了一封遗书给彭真、刘仁：“我牵连了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彭真有人格魅力。我做统战工作，和老舍先生、乐松生有较多接触，感到他们对彭真心悦诚服，把彭真看作党的化身，极为信赖。“文革”开始后，老舍先生和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先后自杀了，我认为，跟打倒彭真有关系。他们满腔热诚跟着党走，跟着他们心中的党代表走，而彭真一下子却成了“反党”头子。他们不能理解，失了信心，人生一片迷惘，自杀成了解脱。对高层领导人，我觉得不能光从表面上看。他们在党的全局利益下，在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组织纪律下，即使并不赞成，也不得不这么做。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例如，拆北京城墙，使这么伟大的文物毁于一旦；再例如，彭真在1957年前后说过政法部门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等等，都是错误的。但这是不是他的本意，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不得不如此呢？到了“文革”，他是忍无可忍了，他坚持“批学阀”，反对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坚持“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坚持保吴晗等人，很有义气和骨气。他明知道得罪毛泽东，也不顾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革”以后，彭真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他对全体干部讲：我在国民党时期被关过四年半监狱，在共产党领导下却被关了八年，建国前，我的很多好战友牺牲了，被敌人杀害了，可是，建国后，也有好几个战友死在自己的监狱里。从进监狱的第一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主要是没有法制！一次习仲勋和彭真谈话，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得住像文革这样的压力就好。彭真说：“建立法制，就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压力。‘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
彭真在六届人大当选委员长，在立法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我在人大十年中，先后参加了《民法通则》《继承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入境管理法》《义务教育法》《人大议事规则》《选举法》等10多个法律的研究和制订，也曾多次参加研究撰订迄今尚未出台的《新闻法》《出版法》和《结社法》等法律草案。彭真在法制委员会时拼命工作，头一年出来五个法。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修改草案，半夜十二点后把稿子送彭真家里，他总是连夜进行修改，第二天清晨就把稿子退回，进一步研究修改。一次他发烧，中央开会讨论《刑法》，他让护士打了退烧针，坚持参加会。
彭真在人大常委会上，再三强调：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常委是它的常设机关，我们是集体权力，没有个人权力，退下来的部长到常委会来，要记住我们现在不是行政人员，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但是，我们一百四十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要集体决定国家大事。这是多大的权力啊！
现在有人提出：人大必须确保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必须确保党提出的领导人选在人大会议上通过。还说，人大是党的工具，凡事听从党的指挥。按照这种说法，党委的意见，人大必须确保通过，那么这样的会就是“走过场”，这样的决议就是“橡皮图章”。这跟彭真主张的“充分讨论，民主决定”是不一样的。彭真还说过，人大和党组织的关系，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主要指政治方针和思想的领导，但组织上不是从属关系，并没有一条规定说人大一定要服从党委。反过来，人大的决议，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共产党员不例外，党委不例外。
在彭真主持法制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期间，立法工作很活跃。法制委员会集聚了一批在“以法治国”的道，业务骨干大半是解放前清华、北大、师大等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包括6位改正的“右派”。他们都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敢说敢为。社科院的王家福研究员曾评论说；“我感觉法制委员会的很多同志，有一股志在必得的使命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那时，法律委员会的组成就很有意思。副主任张友渔和雷洁琼曾多年任职燕京大学教授；副主任宋汝棼、项淳一都曾经在燕京上学。他们既是老革命，又是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敢说敢为，每次开会讨论都很热烈，什么意见都提，言无不尽，滔滔不绝。我觉得那是个立法的春天。后来再也见不到这样热烈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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