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进京”即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这一决策是如何出台的？
“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为什么要调整刚刚设立两年多的大行政区？经济建设是客观原因，中共中央准备从1953年起实行计划经济。要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权，不能各自为政。
而从主观上说，“分散主义”苗头令毛泽东十分担忧。大区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极具个人权威，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规，并非都无条件贯彻执行，俨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个中央。
另外，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主张党政分开，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政府实施，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因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通常不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就推行。毛泽东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对许多工作都不经手甚至不知情，毛泽东曾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这种形态，使毛泽东深感加强中央集权的紧迫性。将大区领导人调入中央任职则一举两得，既可从地方收权，又可分担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责，于是有了调“五马”进京的构想。
密集宣召地方大员进京开会
在“五马”进京之前，各大区军事将领已先行一步调离。辽沈战役后，原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率部入关，由不太懂军事的高岗接任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林彪一路南征，担任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书记兼司令员，1950年10月，他到苏联养病，将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中南局事务由第二书记邓子恢负责；同一时间，彭德怀远赴朝鲜战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成为实际负责人；西南局第二书记刘伯承1950年主动提议到南京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与毛泽东“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并且陈毅与华东一把手饶漱石不和，留在当地也有制衡作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入驻中南海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几乎不再过问华北军区事务。
中央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大行政区的联系与控制。比如密集宣召地方大员进京开会，新中国成立之后仅8个月，就召开了80多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各大区主要领导人与中央及其他区之间的兼职和交流不断，还规定大区每3个月须向政务院送工作综合报告一次，重要会议记录和资料报送政务院等。
饶漱石半夜求见毛泽东探口风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因为周恩来和陈云8月将出访苏联，急需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刘少奇7月中旬给邓小平发电报，邓二话不说7月下旬就携全家到了北京。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邓楠想到在重庆别人都管爸爸叫“首长”，好奇地问“到了北京爸爸是什么长”，邓小平回答：“脚掌。”
9月习仲勋到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长陆定一降职为副部长。习仲勋时年仅39岁，是“五马”中最年轻的。陆定一从大革命时代就从事宣传工作，遵义会议后几乎一直是中共宣传口第一领导，习仲勋认为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宣传工作经验，让陆定一这样的前辈做副手不妥。毛泽东用耍蛇人的故事勉励他：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1952年10月8日，高岗进京，毛泽东对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寻常。9月毛泽东给高岗发了三次电报催促速速来京，25日的电报还问，到京具体是哪一天、什么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建国初期的东北可以说处处当先，事事垂范。
1953年1月邓子恢离开武汉举家入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最后一个到位的是饶漱石，1952年秋他随同刘少奇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耽误了进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管工会、青年团、妇联工作。饶漱石进京也许是带着几分彷徨的。1952年5月间，他突然半夜求见已入睡的毛泽东。“高饶事件”后，饶漱石在检查中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想从毛泽东口中试探中央的态度。
“五马进京”各就各位，对大行政区的调整也在同步进行。“高饶事件”发生后，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区先后撤销。（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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