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冬,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在长沙招生,且破天荒招收女生,我母亲谭珊英被录取。后来,我母亲曾经在厦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下面这些故事,就是母亲生前讲述给我的——
陶铸传授秘密工作技能
1930年春到厦门找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我谈话,指派我担任省军委内部交通和文书,和省军委秘书陶铸假扮夫妻作掩护。
陶铸把我带到鼓浪屿一座二层楼房的二楼,说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兼卧室。晚上,陶铸让我睡帆布床,他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我刚满20岁,素来脑子单纯,就毫不客气地睡在了床上。陶铸教我许多秘密工作的技能。有一次,他递给我两件白衬衣,说:“这是从苏区带来的,上面用米汤写着秘密文件,你用碘酒一刷就会显出字来,照着抄好给我。”哦!原来如此,多新鲜呀。
带着武器镇定过哨卡
我到厦门,赶上武装破狱斗争。5月25日,陶铸率领11位勇士冲进思明监狱,击毙警备队长和看守,成功营救出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等40多位革命同志,轰动全国。
为了安全,我们必须经常转移住处。一次从厦门搬到鼓浪屿,陶铸从天花板里取出手枪和炸药,吩咐我带过海去,在渡船上要沉着,我们装作不认识。我一身学生打扮,把武器包好装入花草篮,再用一条很漂亮的日本大花手巾盖好,上面放几本书。我提着草篮轻松自如地登上渡船,坐在木凳上观看海景。到岸后,陶铸先上去,我紧跟着。码头站哨的看我像个中学生,毫不怀疑就让我过去了。走了一段路,没有外人了,我和陶铸才靠近说话。他笑眯眯对我说:“你刚才那样镇静勇敢,真不愧为黄埔军校严格训练的女兵。”
留宿同志遇到晦气事
1930年11月,党组织调我去上海,进工厂做秘密工作。陈柏生被营救出狱后也到了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组织上派他和我联络,我们一见如故,不久就结婚了。
我初到上海住在旅店。有天晚上,有个同志来找我谈话,他后来又在写东西,我不好催他走。到深夜,他忽然说:“糟糕,我住的地区戒严,回不去了。”我住的小房只有一张床,有两铺被子,为了保护一个同志的安全,不得不答应他留宿一晚。谁知他不安好心,睡下不久,就将手往我被子里插。当然,我也早有警惕,把被子裹得紧紧的,他掀不开。我非常恼火,厉声说:“你这种行为,是对我极大的侮辱。你如果再对我无礼,我就叫茶房马上把你赶出去。哼,你哪像一个共产党人呢!”这样一来,他不敢再乱动了,第二天一早灰溜溜地走了。
那天恰好已经当上中央领导的王明来了,我便把这件晦气事对他说了。王明说:“他叫黑子,我回头一定狠狠骂他一顿。”(摘编自快乐老人报 作者谭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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