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天的闭门思考,许光达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郑重地递上了一份“降衔申请书”: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辰的开国将军中,同时具有黄埔军校和留苏经历的并不多,许光达大将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还是1955年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大将,当年仅47岁。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普通农家。湖湘文化博大精深,王船山、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谭嗣同等饱学之士皆闻名全国。故湘乡的仕学气氛甚浓,即使是贫寒之家,亦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子弟进私塾读上几年书。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许光达1921年秋考上了长沙师范。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相当活跃的城市,毛泽东等已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高潮迭起的革命活动。这一切不能不引起许光达的注意,他不再仅仅徜徉于书的海洋,而把目光投向社会,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置身于风起云涌的时代激流中。1925年许光达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许光达被中共湖南省委选派去黄埔军校学习军事。
1926年春,许光达奔赴广州,考进黄埔军校新生第二团,经3个月入伍训练后,编入该校第五期炮科十一大队,攻读炮兵专业。就这样,经历了10年寒窗苦读的许光达投笔从戎,走上了赤胆报国的正义之路,并为之奋斗终身,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并成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死里逃生,子弹击中距许光达心脏不到10公分的胸部。红军医院设备简陋,许光达被送往苏联治疗和学习。不幸的负伤,使许光达不仅逃过了湘鄂西苏区肃反的一劫,而且成就了他成为“中国装甲兵之父”的伟业。
许光达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时候,中国革命正处紧要关头,每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军校对跨党学员进行从新登记时,许光达毫不犹豫地写下“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随后,许光达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三河坝战斗中,已担任起义军连长的他身负重伤,被迫离开了部队。伤好后,他历尽艰辛,苦苦寻觅失散了的党组织和部队,1929年9月,几经辗转,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贺龙、周逸群手下的一员战将。在贺龙部队里,许光达很快显示出了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屡建功勋,深受贺龙的喜爱。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一味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红二军团受命配合一军团、三军团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途中,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情况万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事后,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夏曦作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来到了红二军团。首先他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3军,不久夏曦又武断地取消了23军的番号,将部队缩编为5个大团。许光达由师长改任25团团长。对此他坦然地说:“不管师长、团长,只要有仗打就行。”
由于夏曦全面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1932年12月红军仓促集结于瓦庙集一线,与敌之东线主力两万余人进行阵地战。红军浴血奋战,虽毙敌2000余人,但自己也出现了重大伤亡,几个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形势万分危急。这时,许光达奉命率25团插入敌人中间地带,以分割敌人。敌人似乎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并马上转入防御,顽强抵抗。战至1月31日,天上飘起了雪花,气温骤降,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敌人的援兵在一步步逼近,如果不及时消灭瓦庙集之敌,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许光达忧心如焚,他立即策马亲赴战斗最艰苦的二营阵地——柳枝集指挥战斗。
激战仍在继续。许光达回到了团指挥所,正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化被动为主动。可是,恰在这时,“肃反委员会”打电话让他去“谈话”,从不轻易动感情的他心里不能不气愤。刚开始,他就对夏曦的一系列作战方案持反对态度,而此刻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上面还在搞“肃反”,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强压着满腔悲愤冷静地说:“等我打完这一仗就来。”此刻,团指挥所的人全都震惊了。望着许光达,他的警卫员眼泪夺眶而出。许光达脸色冷峻,解下身上的文件包、望远镜,交给了参谋长,并特地叮嘱:“你在这里指挥,二营那里比较艰难,我到二营去。”许光达来到前沿阵地,看到战土们被密集的子弹压得抬不起头来,命令二营长:“你带一个排从敌人侧面迂回过去……”恰在此时,一排子弹扫过来,许光达只觉胸口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初步检查确认,许光达体内的弹头离心脏只有10厘米左右,手术分秒不能耽误!但战场上根本没有手术条件。
贺龙赶到了,看到自己手下的爱将生命垂危,心如刀绞。他当机立断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那儿有家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医院,全国务红色游击区高级指挥员负伤,都可秘密送去治疗。
当许光达的担架快被抬到船上,忽见一骑快马飞驰而来。来者翻身下马,毕恭毕敬地立于担架之前,抬起右手,向许光达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原来,骑马而来的是25团的参谋长,代表全团指战员特来为团长送行。许光达与参谋长的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四目相对谁也说不出话来,双方都觉得鼻子发酸,晶莹的泪水正在眼眶里不停地涌动——
然而上海的情况也不理想,由于国民党加紧搜捕共产党人,中央决定送许光达去苏联治疗、学习。这一决定改变了许光达以后的人生历程。在苏联,它不仅很快治好了伤,而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汽车、坦克、大炮技术。这使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许光达如虎添翼,他全身心投入,孜孜不倦地钻研,为以后他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许光达的留苏经历,赢得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的青睐。彭德怀难舍爱将,认为军队更需要许光达这样的人才。毛泽东一锤定音,许光达仍留军队工作。1950年,许光达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位装甲兵司令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不久,许光达随彭德怀由郑州来北京,协助彭德怀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住在中南海。
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商讨建国大事,当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在当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是适合的人选。但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人才。
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呢?”
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些。”
说话间,毛泽东走了进来,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事,笑着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我倒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军队好。”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把许光达从郑州召回北京,亲自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经过请示批准,许光达从第一野战军的第二兵团调来了22人,组成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紧张有序地干了起来。
同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军的一个崭新的兵种——装甲兵诞生了。但许光达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众所周知,共产党主要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的国民党军队。1945年12月1日才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了第一个坦克大队;到1950年,全国只有两个战车师,一个战车团,官兵1.25万人,共有坦克543辆。这些武器全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除少量美式坦克,其余大都是陈旧的,甚至是开不动的坦克。要组建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兵种,任重而道远。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也离不开坦克。他反复告诫他的同志们:“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我们要树立永远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他边调查边研究,很快形成了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经过短短4个月的努力,就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训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又组建了华东、东北地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中国装甲兵初具雏形。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年轻的坦克部队迅速成长,在抗美援朝中初试牛刀,打出了国威。许光达兴奋地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由于实际战斗,为步兵开路,显示了战车的威力,相当地打击了敌坦克,减少了对我步兵的威胁。战车上的炮射击远,又准确,破坏和压制了敌炮火。我之战车比较优越,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步、炮兵的称赞。”
志愿军司令部在一份通报中也赞扬说:“凡有我坦克之地区,敌坦克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给我作战以极大的便利。”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确。他常说:“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冶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用手中的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 他尤其重视干部的业务水平。他认为缺乏一定知识的干部不可能训练出一个高水平的坚强部认。装甲兵一组建,许光达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提倡干部的在职学习。他指示装甲兵各领导机关要建立“军官日”学习制度,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条件。
一次,许光达和苏联顾问到徐州,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做想定作业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乌龟。苏联顾问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说:“这像一群爬行动物。”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被打瞎的情况下,仍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国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也不怕的硬汉子,现在却因文化低受到难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送他去院校深造,嘱他迎头赶上。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中的“技术”,自然也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全被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在此时,我国的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远见卓识深感敬佩。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许光达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许光达心里充满了自豪。
许光达的确是我军中既富有实战经验,又有相当高理论水平的将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在陆军机械化、训练、人才的培养、政治工作及作战运用等方面,都形成了系统理论,揭示了装甲兵建设的基本规律。这样高水平的将军在我军中并不多见。
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许光达深感不安,他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毛泽东欣慰不已,扬着许的申请书大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1955年,是一个让军人们激动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中央军委将根据将军们的贡献,授予他们相应的军衔。这是对将军们以往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所取得功勋的肯定。所以此事一开始,便备受人们的关注。
许光达堪称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人物,对革命曾立下卓著功勋。尤其在我国装甲兵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上,立下汗马功劳。当时中央军委考虑到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内定他为大将军衔。
1955年,在国防部举行的“八一”招待会上,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出席了宴会,许光达也出席了。在宴会上,贺龙走到许光达面前,压低声音说:“给你透个气,军委给你定了四颗豆。”
“大将?”许光达惊愕地望着贺老总:“授我大将?……高了!太高了!”
“高啥子嘛!这是针对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低也不高。”
许光达不吱声了,但心里一直放不下。
宴会结束时,许光达主动找到贺龙:“老总,我正式向你请求,降低我的衔级,这样我才能心安一些。组织上也该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嘛!”
“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你听从军委的决定吧!”
“老总,我是认真的、诚恳的。”
“你呀……”贺龙在许光达的手臂上深情地拍了一下,转身上了车。
宴会结束后,许光达的心情始终很沉闷,他对妻子说:“太高了!”,“这几十年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都在我身边牺牲了。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哪有我许光达的今天。想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有的同志连一堆土包包也找不着,我却领受这么重的荣誉,心里实在愧得慌……”
经过三天的闭门思考,许光达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郑重地递上了一份“降衔申请书”: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得不停的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
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十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反映了许光达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这让毛泽东欣慰不已。在中央军委会议室,红光满面的毛泽东,手中举着许光达要求降衔的那份申请书高高一扬,并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彭德怀插话:“这样的报告,许光达一连写了三份。”
毛泽东点头会意,起身离开座位,边走边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耀,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他越说越激动,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毛泽东豪情顿生,他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脱口而出:“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泽东、中央军委最终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授予他大将军衔。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许光达应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又主动提出降低级别。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请求,改定行政五级。这就是在我国十大将中,其余九位大将都是行政四级,惟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的原因。摘编自:《文史精华》2004年第01期,作者:项东民安熠辉,原题为:《高风亮节许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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