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毛泽东停止让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而让其“专管外事”。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
复出工作后不久，邓小平便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 ”并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在他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在这所有出国考察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该代表团的20名成员均由华国锋指定，出访成员中至少有6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
六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 广东、四川、东北三把火
事实上，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即已开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到处点火。 ”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 1977年11月，邓小平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 1978年2月，邓小平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与当地官员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变化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华国锋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尽管华国锋最初的讲话中小心翼翼地不提 “两个凡是”，但会议开始两天后，他的计划就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
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 ”
邓小平几易讲稿
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做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当时，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于光远回忆道，“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后来几经修改，“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邓小平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他既批判了 “两个凡是”，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迎接“新面孔”的进入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李崇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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