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把他当做能扭转战局的一个杀手锏。毛泽东还曾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1945年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本博客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文题结合属于独一无二的，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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