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
“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把京剧编演现代戏的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临现场观看《智取威虎山》，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则发表社论，号召“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在全民大唱“样板戏”的同时，全中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纷纷办起了“样板戏学习班”，地方剧种的剧团则组建 “移植学演样板戏”的机构，就连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舞团也以维吾尔歌剧形式移植了《红灯记》。
“学演”，就是在样板戏的普及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和新现象。为了样板戏的演出的“完整”性和“标准化”，出于对众多地方演出团体的复制水平的担忧，于是由国家出面，为每一台样板戏出版了一部内容极其详尽的供复制演出需要的样板戏演出本。这是一本类似教科书的演出说明书，发行到全国以供人们学习表演，有的甚至厚达400多页。
学演样板戏的第一个要求自然就是“不走样”。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生怕在哪个环节上，一不留神儿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
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时，开演前主要演员（绝不要反面人物）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唱《东方红》，唱毕才开戏。戏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复唱，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这种做法影响到全国。
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所见所闻。学演者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甚至到了精神过敏的地步。 1974年，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第四场“青竹吐翠”。舞台队的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因多次观摩过“样板戏”，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这次演出她回忆起 “样板戏”《杜鹃山》布景上的杜鹃花是54朵，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看是不是54朵。
每排一个样板戏，都要形式主义地下去体验一下生活。 “样板团”的编导下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俨然是“特使”，各地领导都热情接待，亲自安排。
但是许多村镇的民间剧团学演“样板戏”，显然达不到标准配置。一篇文章这样回忆，在1968年在河北中部的蠡县某村，作者看了一场由村级剧团学演的《沙家浜》，在演胡传奎结婚那场戏时，竟增加了一个打扮妖冶的女子舞着绸子满台跳舞；胡传奎和刁德一则不知穿的什么部队的服装，两个人还都戴着眼镜，对白是满口蠡县话。
所谓样板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必须按照样板严格统一复制，小到戏服上补丁的大小、颜色、位置，细到舞台上每丛芦苇有几根、多长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样板戏里的道具和革命者或建设者的衣着，同一特点就是必须要突出红色。
样板戏的中西混编乐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比较深入、系统地在戏曲乐队里进行中西乐混编的探索。在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文化的文革中，西洋乐器却在样板戏里得以存在。样板戏的排演，虽然无形中成为中国第一次音乐戏曲专业人才高度集中的合作机会，却也大量的浪费的人才，以音乐方面来说，如著名的小提琴家俞丽拿女子四重奏便来源于《海港》乐队的普通成员；竹笛演奏家俞逊发也只在《龙江颂》里吹几段很简单的旋律；长笛演奏家谭密子等音乐家，则更多是在舞台侧幕深处，几乎没有独奏声部地、默默地为样板戏常年伴奏。摘编自老年生活报作者 师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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