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江青大闹人民大会堂不为人知内幕

周总理见会议开不成了，就宣布休会，然后约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少数几个人到小山东厅同江青谈。江青继续大吵大闹，硬说周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我是1945年认识江青的。1945年8月底，我从中央党校奉调到周恩来副主席（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身边工作。有时江青去看邓大姐和周副主席，而江青已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也就和她认识了。特别是1946年春国共谈判期间，她去重庆治牙，周副主席指示要我多关照她，她曾问过我的名字和籍贯。凡是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喜怒无常的人，哪一点伺候不周到，或哪一点伺候得不顺心，她就大发脾气骂人。比如说她坐汽车，你给她关车门不准有一点声音，否则便会招来一顿臭骂；她住钓鱼台，有事去人民大会堂，乘汽车仅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也必须给带上便器，防备她途中便溺，否则，决不会有好果子给你吃；至于洗澡水凉热、饭菜可不可口……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文革’’期间，她的脾气更是变化无常。如在大会堂开会，中间她说这间房里有窃听器，要严格检查，停止开会。大会堂和中办警卫局就得组织专家进行严格检查，检查结果要写书面报告给她。谁伺候得不如她的意，不是说你是特务，就是说你是坏人，要暗害她。搞得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大祸要落到自己头上，所以谁都不愿到她身边工作。当时，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被她扣上“特务”、  “坏分子”帽子，下放到中办“五七学校”劳动改造的就有6个人。他们有的蹲过监狱，有的遭到过隔离审查，有的长期挂着，不准过党的组织生活……我虽然不在她身边工作，可以说和她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万万没有料到竟会殃及自己，更没有料到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竞把矛头指向人人敬爱的周总理。

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中旬。那天，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文革”碰头会（原是中央碰头会，因文革小组要权，改称文革碰头会）。那时，中央碰头会和“文革”碰头会都由周总理主持。我当时是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大会堂，检查和布置工作。那天，我按时赶到大会堂。3时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我来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吃饭，要我告诉大会堂给准备点吃的，江青到后先吃饭后参加会议，并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吃食要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当即告诉了当时在现场的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并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

这次“文革”碰头会是解决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出来工作及解决东北问题。4点以前，周总理、宋任穷、陈锡联、毛远新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均已到齐，就只差江青未到。

当时中办主任汪东兴兼任警卫局长。汪东兴到后，我当即将上述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很了解江青，知道江青很难伺候，便与我一同站在接见厅门口，等候江青。约4时15分左右，江青来了。在场的秘书、警卫人员听说江青来了，生怕她骨头里挑刺找毛病，无事生非，一个个都躲进了接见厅西边的小会议室。门口只剩了我和汪东兴。

江青到后，汪东兴马上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我也不例外，给她行了一个军礼。由于她的警卫员和护士拿的东西多，未能和她一块进来，我便上前好心地告诉她：“开会在接见厅。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在旁边小山东厅，您要不要先吃一点。”谁知，好心变成驴肝肺，她连吭都没吭，阴沉着脸，白了我一眼，径直进了接见厅。看她那态度，我就预感到有点不妙。果不其然，她一走进接见厅，就冲周总理发难，大吵大闹，说：“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不让我进！”明明是按她的警卫员孙占龙的电话吩咐安排的，她却说有意挡她，这不是冤枉人吗？周总理耐心地给她解释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她还是不依不饶，吵闹不休。周总理见会议开不成了，就宣布休会，然后约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少数几个人到小山东厅同江青谈。江青继续大吵大闹，硬说周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当时，我并没有往深处想，只觉得她不过是个特殊人物，说变就变，后来才明白，她是借题发挥，向周总理发难。因为她野心勃勃，“文革”以来与林彪相勾结，狼狈为奸，一心想篡党夺权，而把周总理看作她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后来她发动“批林批孑L”、“批周公”、“批大儒”就是明证。

江青还吵闹不休。总理让汪东兴把我叫进去，给她说明当时的情况。为了照顾影响，汪东兴走出小山东厅，先让服务员、警卫员等人通通撤离现场到西边小会议室休息，过厅里只留我一个人值班，然后对我说：“你进去，把你今天接孙占龙电话的情况再说说。”我走到小山东厅门口时，就听见周总理大声地说：“我是一个老同志，你应当相信我，根本没有的事。”我推门进去后，周总理说：“我是不是派人挡你，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然后气愤地走出小山东厅。周总理离开后，汪东兴对我说：“成元功，你把今天先后的情况说一说。”我当即把3点半钟如何接到孙占龙的电话，孙占龙说了些什么等情况说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疾言厉色地说：“根本没那回事，去把孙占龙给我叫来！”汪东兴出去叫来孙占龙。孙占龙进来如实地说：“今天是我打的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说来后先吃饭，后参加会。”汪东兴问：“都准备些什么吃的？”孙占龙回答：“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到此为止，应该说周总理是否让我在门口挡她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一心向周总理发难的江青，并不甘心认输，她拍着桌子大叫大嚷：“你们都给我滚开，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然后又指着我和孙占龙说：“你们给总理说去！”这时，杨成武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说了一句：“以后不准你们再胡闹了。”汪东兴向我和孙占龙摆了摆手，意思是让我们俩退出去。

我和孙占龙走出小山东厅，见周总理在福建厅门口走来走去。我紧走了几步，赶到周总理跟前，违心地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周总理一挥手，意思是不要说了，我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周总理又走进了小山东厅。虽然事实已很清楚，但江青仍旧不依不饶。门厅只有我一个人值班，听着她和周总理又吵闹了一个多小时。

当天晚上，回到中南海，汪东兴、张耀祠、李树槐、杨德中找我谈话，问我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把当时的经过，又一五一十如实说一遍。汪东兴说：“看来情况并非像江青同志说的那样，最近出现场你就不要去了，在家值值班，休息一下。”暂不出现场也好，这样可以省掉一些是非，我就答应了。

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完，后来高振普告诉我，那次事发后的一天，在钓鱼台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天已经很晚了，周总理刚回到中南海西花厅，江青就打来电话，要周总理和汪东兴去钓鱼台。因为江青常传达所谓“主席指示”，周总理以为又有什么紧急事，就同汪东兴乘车去了钓鱼台。周总理、汪东兴到后，江青叫把秘书、警卫员们都留下，然后说：“成元功历史上就反对我，限制我和总理接触。”接着又举了几件无中生有的小事。周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工作，在我那里工作多年，我了解他。”江青本来就居心叵测，自然不会让步，她竟然拍着桌子恶狠狠地说：“他至少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接着又说警卫处还有曲琪玉等，要停止他们在警卫处的工作……

后来，汪东兴、张耀祠和李树槐找我谈话，说：“根据现在的情况，你也不好去工作了，就先到学习班去学习一段再说吧。”然后又说：“去学习班前，也不要到总理那里告别，也别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怕给周总理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969年1月5日，我离开北京，和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同志，从当时的前门火车站登上火车，去了中办在江西进贤开办的“五七学校”。当时中办机关一共去了1600多人，真所谓“浩浩荡荡”。

到达江西进贤县后，我们惊奇地看到大街上到处写着大标语“欢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来进贤县安家落户”。不久，这1600多人的户口都由中央办公厅统一从北京转到了进贤县。所谓“五七学校’’是按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上山下乡的“五七”指示办的。名为学校，实际上是劳动改造。关于校名，当时还引发过一场争论，有人说叫“五七干校”，因为下放到那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汪东兴说叫“五七学校”好，因为去那里的不全都是干部，他说，干校是干部去的，学校是什么人都可以去。这样一来，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便成了一个“大杂烩”，下放到那里的既有部长级的高干，也有花工、木工、扫院子的清洁工，还有军代表。军代表是管理这些人的。可以这样说，中办“五七学校”是全国的一个特殊学校。

1970年，我的家属也从她的单位调到中办“五七学校”，两个孩子也跟去了。从此我们全家被打人另册。当然，我和周总理、邓大姐也就断了联系。红潮网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作者：成元功，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