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8万红卫兵围攻上海未公开内幕

外地红卫兵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给上海市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负担。不到两个月内，来沪红卫兵总人数近38万！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人，可住进去的外地学生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复信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要求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几天后，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被牵连。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精神迅速传遍全国，一时群情鼎沸，“造反有理”等口号声四起。在上海，街头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仅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就有6000多人到街上通宵达旦地游行庆祝。他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像吃了Ｋ粉、摇头丸似的不知疲倦，高呼口号，到上海市委所在地送上喜报和决心书。8月18日，北京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佩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这一历史性的画面，极大地刺激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带进了一个举国颠狂的时代。

那些噪动的红卫兵，都是与我一样热血青少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疾恶如仇，但是，因为天真单纯、未经风雨，在林彪、“四人帮”蛊惑、煽动下，吸食了政治毒品，成为“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人民日报8月30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的提法。）

上街扫“四旧”，是红卫兵介入政治运动的开始。8月1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中鼓噪：“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经“中央文革”控制的舆论媒体大肆吹捧后，迅速波及全国。上海红卫兵从上街改路名、换招牌、剃“大包头”、剪奇装异服开始，发展到了砸、抢、烧教堂、庙宇、坟墓、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甚至干扰公私合营、个体工商户经营等正常商贸活动，进而发展到了大规模残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打人，抄家，做出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从8月下旬开始，率先起来造反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全国，传播革命造反的经验，从而掀起了全国大串联的狂潮。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的人数最多，其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批。

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是8月20日后陆续自发来到的，人数有几千人。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引起很大社会震动。8月30日，他们把上海市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欢迎会变成了声讨上海市委批判会。大会后，他们连续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亮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这下可犯了众怒，上海是什么地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长期的驻在地，举行过三次革命武装起义的英雄城市，有着“大上海”优越感的上海人从来领风气之先，不甘人云亦云。上海绝大多数群众干部不能接受北京红卫兵的观点，这些撇着京腔的小把戏只要一露面，就有群众、学生、干部自发组织起来与他们辩论，不管论水平还是比嗓门，都使他们颜面扫尽。北京红卫兵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对他们组织的围攻。

得知战友们在上海嘬了瘪，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立即组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于9月10日杀奔上海，这批人有数万之众。他们戴着一尺多宽的红袖章，拎着流星锤似的铜扣皮带，横眉立目到处煽风点火，揪斗、打人，制造“红色恐怖”，甚至还制造了涉外事件。我记得他们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仅三天内，他们就制造打人事件30多起，有上百人被打。

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是10月左右在江青、张春桥的煽动下来沪并组织起来的。他们组织了众多的驻沪联络站，参与了上海的夺权斗争。他们与一些工厂的反动派串连，煽动工人起来“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打倒上海市委”。

外地红卫兵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给上海市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负担。不到两个月内，来沪红卫兵总人数近38万！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人，可住进去的外地学生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

随着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上海的串连活动也如破堤之水，一泻千里。不仅大中专学生和中学生北上串连，连部分小学生、机关干部、农民也参与其中。大串连行动造成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甚至造成了上海部分红卫兵拦阻列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的事件。大串连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特别是越来越影响着上海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

周恩来总理特别关心和挂念上海的形势，对上海的混乱局面一直非常着急。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又是全国的交通枢纽。

9月中旬，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周总理明确表态说“你们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要大胆地讲”，还要我父亲立刻把他的话转告曹荻秋。9月14日，周总理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面对日趋混乱的上海局势，我父亲十分忧虑。虽然他病弱的身体还需要静养，但外面各种吵杂的声音已使他寝食难安了。他感到，身为上海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他有责任确保上海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在他督促市委努力稳定局势时，在“中央文革”的不断煽动下，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使许多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交通运输陷入空前大混乱，部分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宣告停产。中央到底要干什么？怎么一脚踩刹车，一脚轰油门呢？9月30日，我父亲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他了解到，党中央听取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的精神是“要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要保证明年计划不受影响，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中央还指出：“当前铁路运输问题最大最多。中央、国务院、军委要发出通告，火车轮船要正常运输，红卫兵不能随便上车上船、阻拦火车。”“学生串连问题，决定中学生不串连了，小学生要很快上课，中学生慢慢恢复上课。”我父亲立即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并一同商量稳定局势的措施。

我父亲的动向引起了林彪、江青等的严重关注。(本文作者为陈丕显儿子陈小津)